E星体育原标题：饶毅: 中国科技从不怕封锁, 怕的是一时脑热的实用主义 文化纵横

　　【导读】近来中美关系紧张局势愈演愈烈，人们的一个基本共识是：美方挑起争端，重要目的之一是遏制中国在科技和经济实力上的快速发展；对其而言，如果能够“保住绝对优势”，就意味着依然拥有“绝对优势”。面对压制，从中国的角度来看E星体育，我们如何反思并进取？饶毅先生着眼于中国未来命运，分析了中国科学发展的潜在隐患，他认为：尽管我们愿意以中国科学“古代行、现代不行”来鼓励自己，但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民族缺乏科学传统， 我们文化对真理的追求不足，对自然的好奇心也相对较弱E星体育， 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也十分短暂（ 事实上真正有共识地稳定发展科技的阶段，也只是近来这几十年时间）， 加上“ 实用主义 ” 文化的普遍盛行 ， 我们下一步如何 提高 科技人 才 质量 、扩大科技人才规模 ，激 励 高质 量的人才加 入科学技术研究队伍中 ，正 面影响中国的未来E星体育，依然 是 很大的挑战。 他特别指出， 如果我们希望有朝一日走在世界前列，必须有科学技术支撑的原创性工作。如果我们的科研产出不能超过西方、不能超美，难以想象我们能单纯通过商业模式的变更或分配方式的技巧走到前列。只有产出强的时候，才有分配的主导权。

　　第一点需要说明，中国流行一百多年的一种说法：“中国古代有很好的科学传统，到明清后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是误传。误传含有善意的原因。战争后，中国内忧外患，国人希望中国强大，提出我们“古代行，现代不行”以鼓励自己。这种的说法传给外国人，特别是由英国的李约瑟再用英文说一遍以后“出口转内销”，对我们的心理有很大的安慰作用。这是在我国普遍自信比较低的时代诞生的一个迷思。

　　这一说法违反基本事实。 中国在古代有没有过科学？有，但很弱，而且特别缺乏抽象、系统、深刻的科学，有的主要是比较简单的、接近实用和实用的，如与天文、农业、医学相关的科学。以古希腊为重要起源的科学，经欧洲传入阿拉伯，再从阿拉伯传回西方，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很长的历史过程，而中国极少参与。看过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就系统性、深刻性、准确性而言，会感慨两百年前的中国是否达到西方科学两千多年前的程度？

　　中国传统在科学方面不如西方，但我们并非愚蠢的民族，而是我们的智力主要没用于自然科学。我们的人文，例如中文的诗歌，可能有些人会认为是比英文的诗歌要美很多，包括结构上的巧妙。在两千多年前、甚至一千年前，很难看出选择科学、还是人文一定会有很大的不同。最近几百年，人类才认识到自然科学传统的巨大意义。我们的文化对真理的追求相当弱，对自然的好奇整体上也是相当差。不仅以前差，现在恐怕还是不能盲目乐观。对真理和自然的态度成为文化传统的重要短板，今天可能不仅影响我们的科学技术，而且对我们的社会也有影响。

　　我们的科学主要是从国外、特别是西方引进，西学东渐最初很慢。几百年前一般人包括大多数中国人看不到科学的意义。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而用科学技术来向我们展示西方文化，用科学技术作为例子，而中国人还称之为“奇技淫巧”。当时只有很少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时候，深刻地体会到西方的科学很强，而且远优于我们，但中国人普遍不了解。

　　1840年战争，西方枪炮打开中国大门以后，中国才有共识：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如人，而科技对国家整体发展很重要。此后，我们引进科学的速度加快，同时我们国家小学、中学、大学逐渐普遍采用西方模式，替代了中国原来以文科为主的教育。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学逐渐建立，西方的理科教育引进中国。理工科大面积引进西方教学的模式和内容。迄今绝大部分的中小学和大学的理工科教材，以西方科学的体系和成就为内容，教科书以翻译西方的教科书为主，有少数编译在翻译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说法。偶尔出现过中国写书西方用的情况。

　　1940年代，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李景钧教授，用英文撰写《群体遗传学》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50年代初，因为李森科主义在中国流行，李景钧被迫离国出走，通过香港转至美国，在美国重新出版了这本书，且再版几次，成为全世界的群体遗传学教科书E星体育。当然，李景钧在北大写书的内容仍为西方科学成果。

　　1949年以前中国条件很差、科学研究规模小。我们经常讲西南联大或北平协和医学院，她们确实在一些学科取得了重要成就，程度相当高，有可能清华大学数学系同时拥有陈省身和华罗庚的时候，是迄今为止我国数学离世界数学高峰最近的时候，当然今天中国的数学做得好的人比那时多，但要超过陈省身和华罗庚这样的组合，恐怕今天尚不敢确定，以后应该会出现。

　　协和医学院在1920、1930年代的医学科学研究做得非常好。协和医学院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建立，且非教会学校。建校原则要求研究、教学和医疗服务，三头并进。这种方针和政策在当时是很独特的。1920年代的中国，相当多的人饭都吃不饱，协和医学院居然要研究、教学、医疗并重，且研究做得非常好。我最近看到有一个例子，有一位鲜为人知的微生物学家——谢和平，他在北平做的研究工作、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质量，在微生物方面，以后几十年协和医学院其他人全部加起来，可能也不如他当时的工作。

　　国民政府主要在南京成立了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任院长。一方面经费有限，另外一方面，中央研究院和北京的北平研究院在建立以后不久，特别是当其房子建好不久，抗战就开始了，投入后得到的回报有限。当时做科学的人少、规模小，谈不上蓬勃发展。

　　1949年以前，除了国家内忧外患、经济情况不能支持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人并不很喜欢自然科学，中国人真正愿意学自然科学的很少。北京大学生物系在创办的前几年，一共只有三个学生，其中之一是现在中国科学院物理学家郝柏林的父亲郝景盛E星体育。其他学科比生物可能好一些，但好不了很多，学科学的学生人数相当少。

　　从1949年到也许是2000年左右的50年间，因为不敢做官发财，中国人愿意做自然科学的较多，也许是中国历史上不仅空前、还绝后的对科学兴趣最高的年代。但是，中国的经济情况并不允许支持大规模的科学研究。中国科学院多个研究所，与民国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有承接关系，带动中国科学。曾定位科学院做研究，高校做教育，出现争议。热情最高的年代经费局限，两弹一星以及相关的学科得到支持。在非军事目的的科学方面，投入有限。生物学方面，1950后期到1960年代中期，胰岛素的工作做得很漂亮。

　　袁隆平作为个人，在农业研究方面获得突出成就。袁隆平于1930年出生于协和医院，他的出生证现在还存有，有他的小脚丫，更有趣的是负责的医生是林巧稚，所以袁隆平远非一般人误认为有农民背景，而是民国政府的官二代，他报考重庆的大学也是因为那时重庆是“国统区”。袁隆平一个人开始做研究，后来才得到支持。他做科研从1956年开始、研究水稻从1960年开始、杂交水稻是1964年开始。杂交水稻成功是1974年。

　　美国以国家经费支持科学研究是20世纪的事情。一方面是美国的军事相关的物理研究首先得到国家的支持，曼哈顿计划大大的影响了美国物质科学的发展。而二战之后，特别是50年代受苏联卫星上天的刺激，美国国家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投入急速增加，其中生物医学研究的增加还与人民的健康息息相关。美国的国立健康研究院(NIH)在五十年代初期经费很少，以后不断增加经费才成为今天年度经费超过三百亿美元的机构。

　　科学技术对于中国来说，可能迄今主要作用还是培养可以山寨国外成果的人员。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创性工作不多，能直接支撑产业的不多。

　　但是，如果我们希望有朝一日走在世界的前列，必须有科学技术支撑的原创性工作。如果我们的产出不能超过西方、不能超过美国，难以想象我们能单纯通过商业模式的变更或分配方式的技巧走到前列？

　　人家做发明、你来分配，天底下恐怕没有这般好事。只有产出强的时候，才有分配的主导权。而商业模式变化包括把一个商业渠道改成另外一个商业渠道，是左口袋与右口袋的关系，有时增加、有时不增加总量。 一个大国分配方法、商业模式虽然重要，产出更重要、可能永远是最重要。而产出的领先必需科学和技术支撑的原创性成果。科学技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中国的未来有密切关系。如果国家没有措施，按目前的趋势我们的科学技术人才是令人担忧的，中国的前途也存在相当大的隐患，至少从与日俱减的自然科学人才来说。

　　我们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短暂，加上实用主义的文化，我们如何扭转科技人才质量下滑、人数减少，激励一定数量的高质量的人才加入科学技术，正面影响中国的未来，是很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