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星体育1999年，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这一年，举世瞩目的高校大扩招开始，千百万人的命运由此发生转折，中国高等教育也迈出了走向大众化的第一步。

　　这一年，《中国科学报大学周刊》（时称《成才导刊》）正式创刊。在那张薄薄的报纸上，我们见证了世纪之交，中国高等教育的雄姿英发，也看到了在一片热潮背后隐藏的种种问题与思考，作为一段历史的亲历者，我们是幸运的。

　　再过几天，《大学周刊》创刊的第20年马上就要过去了。20年，是一个人从婴儿成长为青年的时间。这段时间里，一个人会经历成长中的快乐、悲伤、愤怒、迷茫20年，是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走向普及化的时间，这段时间里，它也经历了改革的阵痛、成功、失败、反思20年，也是我们从一张刚刚诞生的新闻纸，走向成熟的高教媒体的时间，这段时间里，我们也经历了观察、呐喊、求索、思考

　　我们感恩即将过去的20年，也充满期待地迎接即将到来的20年、30年

　　在过去的日子里，《大学周刊》刊发了数以千计的高等教育报道。在这些报道中，我们见证了“慕课”的席卷中国，见证了协同创新的兴衰变幻，见证了教师队伍建设的成就与无奈，这一切，都如同一个个清晰的足迹，标记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历史与未来。

　　在岁末年初的特殊时刻，我们特意在这些曾经踩出的足迹中，选择些许有纪念意义的代表，让我们在对它们的回忆中，追述历史，期待未来。

　　高考改革是教育体制改革中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可以说，高考改革指向何方关乎每个人的命运，更关乎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

　　从1977年恢复高考算起，在经历了20多年的摸索之后，1999年，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和教育形势，基于解决经济和就业问题的高校扩招政策应运而生。一时间，关于高校扩招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争论迅速在社会上和高校中展开。

　　《大学周刊》（时称《成才导刊》）于1999年10月28日刊登了《高校扩招需慎行》的署名文章，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各高校的老师纷纷寄来稿件，对高校扩招问题畅所欲言。这些稿件形成的辩论，从高校扩招可能引起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对此次改革作了审慎的分析。

　　教育部于2004年2月决定进一步扩大分省单独命题的范围，在部分省市实行全部科目或部分科目的自主命题，自主命题的省市逐步增加。

　　从“全国一张卷”到自主命题，全国高考呈现明显的开放趋势。2004年2月24日，《大学周刊》在报眼位置第一时间刊登了11省市高考单独命题的消息，该消息指出“全国高考使用一张试卷的格局已经打破”。

　　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规定，2014年在上海市和浙江省启动了高考综合改革的试点，2017年将全面推进。对于2017年的新高一学生，他们在2020年参加高考时，将采取“3+3”的方式，第一个“3”是指语数外三门的高考成绩总和，而后面的“3”则是考生在史地政、物化生这六门课中任意三门课的会考成绩。

　　《大学周刊》敏锐地抓到了此次高考改革中讨论最集中的“科目”线月间约请了多位院士、教育专家发表观点，他们从科目的设置、选考等角度阐发了很多有益思考。中科院院士严加安在《对改革高考考试科目设置的思考》一文中就提出此次高考改革“会给考生填报志愿和招生录取工作造成困惑”。在随后浙江的改革试点中，的确暴露出物理鲜有人选择的尴尬。这些思考正如改革进程中的“问路石”，引领着高考改革的不断完善。

　　在一般人看来，“扩招”与“内涵式发展”是有着某种“承接”关系的当高校扩招减缓乃至停止后，我们才开始思考高校的内涵式发展。但实际上，对于高校内涵式发展的思考，在高校扩招之初就已经开始了。

　　2000年，针对当时颇受舆论关注的“文学天才少女考试不及格”现象，《大学周刊》（时称《成才导刊》）刊发教育学者的解读文章时，便涉及到了对当时学校传统教育模式导致教育质量不高的忧虑。在大扩招的背景下，这样的忧虑显得难能可贵。

　　而且在当时，已经有学校在进行某些提升教学质量的探索，比如2002年，北京大学为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便在本科生中进行了通选课改革，这种改革探索也可以视为高校内涵式发展的一种尝试。对此，《大学周刊》进行了专题报道。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在本世纪初期，高校对于自身内涵式发展的探索还很缓慢，且大部分都属于自发性质。这种情况直到高校扩招结束才慢慢好转，而此时已经到了2008年前后，教育主管部门开始意识到此前的扩招过于急躁，并逐渐控制扩招比例，而与“外延扩张”相对的“内涵式发展”，成为了高校与教育主管部门都开始考虑的问题。

　　在此之后，大量有利于高校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措施开始出现，比如转专业政策松绑、研究生教育改革、专业目录修订、博士生申请制开始试行等，这些措施都更加切中高校当时发展的要害。

　　在这一时期，《大学周刊》也针对这些新的政策措施进行了深入探讨。比如在国内较早地完整报道了清华大学实行博士生申请制的事件；而对于备受公众瞩目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大学周刊》也敏锐地发表了人文社科教授们的某些无奈

　　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内涵式发展”已经成为国内几乎所有高校发展的题中之义。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提出，要实现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伴随着国家对于高校教学的重视，“内涵式发展”更加体现在高校对专业、课程和教学建设等内容的重视。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高校在大力提倡的本科教学、德育教育、创新教育等，都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这首乐章中最闪亮的“音符”。

　　就业问题每年都随着毕业季到来，如果说毕业季有欣喜和伤感，那么，就业季对于很多毕业生来说则充满焦虑和疲惫。他们频繁奔波于各大招聘会现场，个人简历印了一沓又一沓，只为找到最合心意的一份工作。可以说，就业问题是每届毕业生都要面对的“坎儿”。

　　1999年，伴随互联网的使用，“网络”成为了企业和个人招聘、求职的桥梁，为此，《大学周刊》（时称《成才导刊》）特地刊发了《今天上网找工作》一文，介绍了“网上招聘”这一新生事物。

　　在随后的几年内，“高薪”“外企”“白领”等词汇占据了高校毕业生们的大脑。《大学周刊》仅在2000年一年内，就连续刊登了《大学生竟当公务员，前两年由于机构改革未进行》《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白领回归现象透视》《职业选择：前途还是图钱》等十几篇关于学生就业问题的大小文章，直视就业季学生们的苦与乐。

　　2002年，《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意见》发布，毕业生户口可在母校保留两年、凭录用书等可在省会城市落户、取消对毕业生就业的不合理收费高校毕业生迎来了几项令人欢欣鼓舞的改革。

　　然而，欢喜总会伴随新问题。自1999年高校扩招后，毕业生人数在逐年上升，越来越大的毕业生体量导致在就业过程中出现了“僧多粥少”的现象。至2013年，问题集中爆发，面对创下历史新高的699万毕业生和同比平均降幅约为15%的年岗位数，2013年也被戏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年”。

　　事实上，不论是2013年的爆发，还是随后几年的较稳定发展，就业问题一直都存在。近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的工作作出安排，其中就将“稳就业”摆在了突出位置，并提到，要重点解决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群体就业。

　　可见，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一直是“正在进行时”，要想彻底改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今年7月，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作为今后一段时间内指导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可见国家对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视。但是，翻看上世纪90年代的报纸，对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关注似乎很少见诸报端，而近些年即便有如此多的文件和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依然存在。

　　说到引起公众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性事件，不得不提2004年发生的“事件”。在对如此恶劣、严重的杀人事件的调查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心理健康问题会给一名学生带来怎样严重的影响，甚至可以毁掉很多人。

　　除了似这样在沉默中爆发，害人害己外，近些年，还有部分高校学生选择了在静默中结束自己的生命。特别是在2017年，大学生自杀事件屡见不鲜，似有集中爆发的倾向，更有人将这一年称为大学生“自杀”年。

　　2017年5月，在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日来临之际，《大学周刊》撰写了《网络时代大学生“心”事当何解》一文，邀请各高校心理健康中心的相关教师探讨他们眼中的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和解决办法。在这些专业人士看来，近些年，人际交往问题是导致学生产生心理问题的一大诱因。因此，心理健康教育、大学生生命教育不可或缺。

　　早在2010年，国务院就审议通过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其中明确提出，要“重视安全教育、生命教育、国防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这标志着生命教育正式上升为国家教育发展战略。

　　今年，《大学周刊》还针对大学生生命教育这一主题，撰写文章《如何赴一场生命教育的约会》，呼吁大学之外的社会、家庭也要参与到生命教育这一系统工程中，共同努力扭转部分大学生走极端的情况，挽救鲜活的生命。

　　在高等教育领域，以国家级重点建设工程的形式来促进发展，可以说是我国的一大特色。这其中，“211工程”“985工程”以及“双一流”建设可谓重中之重。

　　1995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原国家计委、原国家教委和财政部联合下发了《“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211工程”正式启动，先后5批入选115所高校；1999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985工程”正式启动建设，先后两期入选39所高校。

　　可以说，“211工程”“985工程”的启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我国高校发展中曾一度出现的积极性不足的现象，不仅强调了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也刺激了地方政府对高校的投入，这对于入选高校发展来说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对此，《大学周刊》早在2001年就进行了相关报道，刊发文章《“211工程”“九五”期间建设项目接受验收》，开设《“211工程”建设》《“985”巡礼》栏目等。

　　然而，“211工程”“985工程”实施中也遇到了体制性问题，即身份固化，有此身份就不需要评估、竞争，事实上又变成了新的铁饭碗、大锅饭，还造成了高校之间的不公平问题。因为，非“211工程”“985工程”高校的拨款非常少，严重地削弱了这类高校的实力。

　　实际上，至2014年，“211工程”“985工程”政府已不再拨款，这也意味着两大工程已经低调结束。终于，教育部2016年宣布《“211工程”建设实施管理办法》等一批规范性文件失效，宣告其正式结束。

　　在此之前的2015年E星体育，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开启我国“双一流”建设的步伐。

　　停止“211工程”“985工程”，对我国高等教育意味着什么？对之后的“双一流”建设意味着什么？《大学周刊》邀请专家对此进行讨论，形成《学者热议：送走“985”能否迎来“双一流”》一文。

　　之后，2017年春节期间《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千呼万唤始出来”，2017年9月正式公布首批入选名单，《大学周刊》也及时跟进，刊发《“双一流”：办法已定 路该何往》《“双一流”名单热聊背后的冷思考》等文章。

　　毫无疑问，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双一流”还将是高等教育最关注的重点话题。

　　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先生曾说过：中国要赢得21世纪，就必须有一批世界一流大学。走国际化的发展道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成为我国重点大学的奋斗目标。只有走国际化发展道路，我国的大学才有希望，才能够在未来某个时期成为世界重要的文化中心。

　　而我国高校也正是如此做的，发展至今，在高校“双一流”建设中，高等教育国际化问题更是每所高校关注的重点。中外高校间的合作、交流；中外学生间的交换学习、访问；高校内国外教师、学生比例增加对于国际化发展建设的方案，高校总在推陈出新。

　　但是翻开报纸，回溯过去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不难看出，在初期，人们对国际化关注更多的是停留在留学层面。

　　比如，在1999年9月，《大学周刊》（时称《成才导刊》）就曾刊发文章《留学政策调整后，澳大利亚再办教育展》；随后的11月又登载文章《留学已是平常事》；12月刊登文章《中国有意留学者60万》《华夏再涌出国潮》，从报道关注之频繁，足见当时国内外高校和学生国际化发展之动向、留之高涨。

　　即便进入了新世纪，这一热潮也未曾衰退。但是，新世纪依然出现了新气象，在国际化发展中，高校输出的同时，终于开启了“吸入”模式。

　　2001年10月，《大学周刊》在头版头条刊登文章《清华引进洋教授》，报道清华高薪聘请国外一流学者担任“讲席教授”，并在其工业工程系的成立仪式上，宣布将由美国普渡大学、美国工程院院士萨文迪出任系主任。随后，报纸还进行了跟踪报道，关注半年后清华工业工程系发展动向。

　　2002年，《大学周刊》刊登文章《重点大学必须走国际化发展道路》，“国际化”明确地出现在关注教育界的人士眼前。

　　在随后的十几年中，高校国际化发展势头迅猛，在“985工程”“211工程”以及“双一流”建设的推动下，形成了如今高校的发展格局，众多国内知名高校进入世界高校排行前列，各大学术期刊频现中国声音

　　然而E星体育，对于国际化发展，我们仍然在路上，还有很多新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相信再一个20年后，高校国际化发展会上一个新台阶。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五个基本职能之一，本科教学是大学人才培养的“生命线”。而当我们回顾大学本科教学近20年的发展历程时，会发现这条“生命线”呈现出了一条从“模糊”到“清晰”的发展路径。

　　1998年，高校扩张的前一年，为遏制教育质量下滑的势头，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教学工作会议。而当2004年教育部再次召开此次会议时，会议名称已经变为“第二次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会议”，“本科”二字的加入，已经表明国家开始重视本科教学。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虽然“本科教学”已经出现在了政府的文件和会议中，但不论是公众还是高校本身，对它的重视程度都严重不足，毕竟“大扩招”背景下，高校的重点还在于规模的扩张。

　　这样的情况在2005年前后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当年，教育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了16条具体的实施意见，标志着本科教学相关政策开始走向具体化。

　　此时，高校也开始注意到本科教学的重要性，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便是，各高校纷纷开始要求教授（甚至是院士）为本科生讲课，这也慢慢成为一种潮流，《大学周刊》也配合这股“潮流”，进行了大量相关的报道。

　　近年来，随着高校内涵式发展的进一步推进，以及国家对于本科教学的三令五申，本科教学在高校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本科教学的相关政策和措施也慢慢将通识教育、人文精神、创新能力培养等要素纳入其中，进而变得更加综合化。

　　在此期间，《大学周刊》针对本科教学中的某些重要环节，也进行了大量专题性的报道。比如2008年1月21日，《大学周刊》便针对当时刚刚结束的第一轮本科教学评估，策划了“本科教学评估何去何从”专题；针对本科教学的质量标准问题，也策划报道了《本科质量“标准”有何依据》。

　　随着2018年6月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本科教学的重要性在未来无疑将进一步提升，而这对于高校的人才培养而言，善莫大焉。

　　早在1993年，《中国科学报》就报道了“李富斌剽窃事件”，打响了改革开放后媒体揭露学术造假的“第一枪”。从此，净化学术生态、维护学术诚信，成为《中国科学报》乃至全国媒体的重任之一。

　　早期的学术不端还处在低水平造假阶段，只要通过简单的网络查询就能让造假无处遁形。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一方面，造假的技巧越来越“高明”，另一方面，造假者也更加有恃无恐。比如，2005年底《大学周刊》报道的清华大学与云南大学《剽窃与反剽窃的论争》中，云南大学固然成立了调查小组，但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存在注释疏忽、学风不够严谨的问题。包庇造假的行为昭然若揭。

　　谁来打击学术造假，成为社会上的热议。一些深受其害的学者，自发投入大量时间到学术打假、学术腐败调查中。然而，仅靠个人打假，难以为继。

　　终于，在媒体报道的发酵中，2006年3月21日，109名教授公开了学术腐败与学术不端的联名信，要求建立处理学术不端的规范程序、常设机构，打击本校保护主义。整治学术规范也由此得到了政府的重视。

　　2009年是硕士论文抄袭事件曝光的大年。3年后，教育部发布《关于切实加强和改进学风建设的实施意见》。《大学周刊》以“诚信档案能否治理学术不端”为题，拷问了制度能否“治本”的问题；2013年初，教育部颁布首部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部门规章《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大学周刊》一篇名为《“史上最严”能否震慑学术不端》的文章，又将执行的可行性推向风口浪尖。

　　社会在发展，学术不端也在升级。裹挟了评职称、评人才等因素的学术不端，更多是急功近利的影射。它带来更大的危害是，麻木了人的心灵，就像“404教授”梁莹所说，“如果这样追究下去，中国学者人人有问题”。

　　1998年，自改革开放初期就备受争议的民办高校，终于摆脱了姓“资”姓“社”的争议，被许可创办。

　　旨在弥补高教办学资源不足的民办高校，迎来了它的春天。在《大学周刊》（时称《成才导刊》）2000年的报道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描述：“高考的第一天，考生除了看到父母外，看见最多的人也许就是民办高校的宣传人员了。”

　　这篇文章的标题叫《民办高校想说爱你不容易》，而民办高校初期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办学水准、师资、认可度等在社会上颇受争议。

　　2000年，国家批准建立独立学院。至此，中国高教出现了公办、民办、半公半民（独立学院）三种方式并存的局面。不得不说，这是对中国民办高校、独立学院的一大鼓舞。

　　然而，民办高校面临着几无政策支持、政府资金投入的局面。独立学院沦为为母体造血的工具。低水平发展一度充斥二者的发展过程中。

　　《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诞生的。它们让举办者看到了一丝政策曙光，也让一部分人陷入困顿。在这之后，部分民办高校敲开研究生招生资格的大门，部分民办高校、独立学院将科研纳入题中之义。

　　在此期间，政府也在尝试着回答举办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政策扶持，构建非营利性和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差别化扶持的政策体系。《大学周刊》通过《民办高校该如何“分类管理”》《民校并购潮：资本狂欢背后的育人隐忧》等文章，记录了它们前行之艰难，也明确了政策“洗牌”将使得真正愿意办好教育的民办高校披沙拣金。

　　如今，越来越多人把“不受体制束缚办未来之学”的希望寄托于民办高校，终于在2018年结出了民办高教的“异种”西湖大学，一所立志建设高水平研究型高校的民办大学，区别于从前民办高校的职业化定位。

　　从0到1、从1到10，我们是民办教育、独立学院的见证者与记录者，也期待书写它们从10到100乃至1000的华丽蜕变。

　　1994年国家启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1998年启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每一个人才队伍重大变化的节点，我们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挖掘了沙德洛夫、谷畑勇夫、周晓光、吉晨等学者背后的故事。

　　如果说对于人才的报道是“众星捧月”，那么，对于普通教师群体的关注，我们也从未放弃。

　　2012年，一本名为《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的图书，将“青椒”话题推入人们视线日，国务院制定印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那前后，天津大学原校长龚克、上海交通大学原校长张杰、武汉大学原校长顾海良等纷纷在《中国科学报》发表观点，要求加强青年教师队伍建设，解决青年人才关心的职称评定、住房等现实问题。

　　事实上，由此引伸出的人事制度改革，其实《大学周刊》（时称《成才导刊》）在本世纪初就开始关注。岗位聘任制、“非升即走”等现在已经制度化的做法在当时尚处在尝试阶段。很多高校的校领导和人事处领导在接受我们采访时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和建议。

　　随着“双一流”建设的推进，挖人大战愈演愈烈，已经严重伤害了东西部高校资源平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吴普特、兰州大学校长严纯华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坦言，人才流失使得西部高校校长“提心吊胆”，亟须寻找破解人才流失的可行办法。

　　2018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一个有关“人才评价，如何摘帽子换尺子”的大讨论，见于大学周刊两会专版。

　　对于教师队伍建设话题的讨论，我们还会持续进行下去，也希望暴露的种种问题能够真正解决。

　　关键词：双创在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当下，想到“双创”一词，您也许忘不了中关村创业大街那杯咖啡。但是您可曾知道，有关创新、创业的话题，可是跑在了“双创”提法的前面。

　　1999年，《大学周刊》（时称《成才导刊》）刊登了《青年创业：中关村的希望》一文，讲述了创业先锋段永基对高科技园区创业的理解。

　　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休学创业还是一个有争论性的话题。尽管部分高校出台休学创业的政策，但实施起来困难重重。直到包括《中国科学报》（时称《科学时报》）在内的媒体捕捉到一个创业典型在学生创业、首例风险投资、休学办公司第一个吃螃蟹的李玲玲，大学生休学创业才在人们的视野中豁然开朗。

　　有关创新的提法，离不开2005年“钱学森之问”的提出。培养杰出人才的关键在于创新，而大学就是最好的试炼场。在2014年9月夏季达沃斯论坛总理提出“双创”之前，我们从未放弃寻找大学生如何实现创新的答案。

　　随着“双创”的展开，我们挖掘了一批创业典型，如《“小丑男孩”创业记》《开西服工作室的“梦想家”》；接触了一批新形态创业，如公益创业、微创业。在不同领域的“双创”大赛中穿梭，了解到工科创新创业要增添人文色彩，农业领域创新创业须借鉴工业思维

　　在众媒体热烈书写“双创”之时，我们对其进行了冷思考。比如，《创业教育过“火”了吗》《双创教育，导师困惑当何解》《创业大赛应避免同质化》这些报道曝光了“双创”初期形式大于内容、创业质量低水平、“双创”大赛重复开展等各种问题，也试图从中寻求破解之道。

　　幸运的是，我们的思考正在逐渐形成答案。2018年9月18日，国务院下发《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我们乐见，更高水平的“双创”推动大学解答“钱学森之问”。

　　关键词：通识教育通识教育起自西方，从亚里士多德的“自由人教育”，经由纽曼所倡导的“博雅教育”，发展到受马修阿诺德影响而推行的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经历了漫长的历程。

　　其内涵和外延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很大程度表现为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而对于其目标，人们早已达成共识，即在现代多元化的社会中，为受教育者提供通行于不同人群之间的知识和价值观。

　　在我国高等教育界，2000年前后掀起了通识教育的高潮，《大学周刊》及时关注这一领域，刊发多篇相关文章，如《通识教育：全球化时代大学的共识》《架设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桥梁》等。

　　到2010年前后，通识教育在我国已经遍地开花，很多重点大学都在本科培养方案中用“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来定位和规划大学本科教育，并将通识教育作为本科教育改革的重要指标。但在具体应该开设什么样的核心课程、规定必修还是允许选修等方面，仍然有很多值得思索和探讨的地方。

　　对此，《大学周刊》刊发《通识教育，为了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一文，予以探讨。其后，又刊发专家文章《通识教育如何采取拿来主义》，提出我国通识教育应该与大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相一致、应该直面学生的现实与未来、应该有更广阔的目标等建议。

　　时至今日，通识教育在我国已经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其间也曾走过一些“弯路”，比如将其作为专业教育的补充。而对于这些问题，这些年来，《大学周刊》也多次刊发文章予以关注和探讨，如《一场有关通识教育的学者之争》《脱“大”脱“水”，通识教育进入新阶段》等。

　　无论如何，我国都应该坚持深入推进通识教育，这不仅会为学生未来的成人成才打下坚实基础，同时能为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和大师级人物提供无限可能。

　　关键词：现代大学制度对于当代教育界人士来说，“现代大学制度”已经是一个很熟悉的名词，但如果将时间回溯20年，上个世纪末的国内高教界，却对于何为“现代大学”有些陌生。然而，这并不妨碍人们针对当时扩招背景下的大学体系建设进行反思和设想，这其中，很多设想已经在构建一个更理想化的大学制度。

　　比如早在2000年，《大学周刊》（时称《成才导刊》）头版刊发中国科学院时任院长路甬样署名文章《关于新世纪科学教育的几点思考》，其中就提到“在教育方针的宏观指导下，尊重学校的自主权，鼓励多样化，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与机制”这样的表述已经与现代大学制度的精神内核十分接近。

　　此后的十年间，人们对于理想大学制度的探讨一直没有中断，探讨的重点也从最初的“要不要建立高校董事会”等“形式”问题，逐步转向对大学行政化的探讨和批判。

　　十年后的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正式发布E星体育，明确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治理结构”。由此，“现代大学制度”作为一个被高教界人士普遍接受的概念，正式出现在了中国高教的历史进程中。也恰在此时，备受社会关注的南方科技大学正式获准筹建，这更加剧了人们对于建立摆脱行政化的“现代大学制度”的期待。

　　在此期间，《大学周刊》刊发了一系列相关文章，比如在规划纲要出台征求意见稿时，组织郑兰荪、唐安国等科教界知名人士进行专题探讨。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全国代表、委员也在《大学周刊》发声，为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建言献策。

　　2011年底，随着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中国高校正式进入“立宪”时代E星体育。而《大学章程》几乎是现代大学制度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之一。由此，“现代大学制度”也成为了当时高教界的“时代热词”，2013年，这样的热度在国内6所高校章程通过教育部核准时达到高潮。

　　然而，随着各高校制定《大学章程》热潮的消退，“现代大学制度”也不再是“热词”。但直到今日，国内高教界对于现代大学制度的探索从未停步。其间，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也让我们看到了改革者的决心取消国家重点学科审批、校长书记不担任科研项目主要负责人、职称评审权下放高校

　　关键词：教育信息化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对于信息化都不会陌生，因为网络已经渗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说到教育信息化，大概很多人同样不会陌生，因为它也是因网络而生。

　　1993年9月，美国政府提出建设“国家信息基础设施”，俗称“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核心是发展以因特网为核心的综合化信息服务体系和推进信息技术在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应用。

　　在我国，教育信息化的提法也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出现，同时，政府的各种文件已经正式使用这一概念，并高度重视相关工作。

　　《大学周刊》也紧跟步伐，2000年首次编译、刊发美国加州一位荣誉退休教授的相关文章《改革大学教学 迎接时代挑战》，指出教育信息化将在21世纪的教育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随后，与其相关的文章，如《远程教育看亚洲》《中国未来呼唤网络远程教育》等，也相继见报。

　　可以说，教育信息化是教育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和基本手段，通过教育信息化可以改变传统教育教学方式、资源载体、教和学的关系，实现教学管理和服务的精细化、规范化、个性化、现代化。

　　而谈教育信息化，不得不说“慕课”，它虽然属于远程教育，但更是新生事物，是一种网络公开课，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接触到它。而除了传统课堂上人们所惯常使用的录像资料、阅读材料和练习题外，它还能为网友提供互动论坛，在师生之间搭建一个交流平台。

　　2014年1月，《大学周刊》在全国较早刊发《“慕课”在全球的新发展》一文，对慕课进行了全面介绍。

　　一般来讲，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应用于计算机辅助教学是第一阶段，应用于教学业务管理的信息化是第二阶段，大量课程资源被设计成网络公开课是第三阶段，第四阶段则是朝着智慧教育的方向发展。

　　当前，我国教育信息化正进入第四阶段，即朝着智慧教育的方向发展，需要较长时间的探索与实践。《大学周刊》采访相关专家，刊发《高校教育，何以“智慧”》一文，对此进行探讨。

　　说它历史悠久，是因为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中，高校与高校间以及校企之间的科研合作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然而随着“大扩招”的到来，大学慢慢走出“象牙塔”，并开始与社会经济生产实际接触，科研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突出。

　　在此期间，《大学周刊》针对这种高校与其他单位之间的科研合作矛盾进行了一些报道，但此时的报道并不充分，大多集中在某些具体的个案层面。

　　然而，到了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伴随着“2011计划”的横空出世，这种情况有了根本转变。2011年4月，同志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讲话中，明确提出要积极推动协同创新，鼓励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随后，教育部、财政部启动实施高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

　　“2011计划”一经推出，便在高校层面产生巨大反响。高校纷纷响应，各种类型的协同创新中心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仅仅一年之后的2012年10月，全国高校参与组建的协同创新中心数量已经达到73个，其内容涵盖从畜牧养殖到导航技术的诸多领域。

　　然而，如此众多数量的中心“拔地而起”，让人们在感叹各高校“高效率”的同时，也不由得担心是否有“一窝蜂”之嫌。

　　对此，《大学周刊》除了对具体协同创新中心的成立给予事务性报道外，对于高校的这股热潮也进行了冷静的反思。比如在2013年4月，《大学周刊》刊发文章《面对“协同”，我们该如何“创新”》，便揭露了当时已经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保持耐心、明确分工、注重落实等一系列建议。

　　2015年，根据《国务院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的规定E星体育，教育部取消了对协同创新中心的认定。当时，全国各高校、科研机构联合成立的协同创新中心已经超过了100家。

　　现在看来，协同创新实施过程中反映出的主管部门的决心以及暴露出的问题，却有着长久的借鉴价值。2015年后，“协同创新”似乎褪去了一份燥气，高校间的科研协同行为也变得平和舒缓了很多，而这也正是我们既乐于看到也应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