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星体育张生瑞［2］对交通运输系统发展作了探讨，为科技创新与工业化、城镇化协同发展提供了思路。黄群慧［3］指出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存在不协同因素，应继续深化体制改革、加强科技创新，促进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同发展。张新光［4］提出工业化、城镇化在发展过程中相伴相生，认为应该减少农民数量，降低农业比重，以科技创新来促进农业、工业与城市发展。胡振亚［5］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基础上，分析科技创新与工业化、城镇化协同发展问题，提出科技创新与工业化、城镇化协同机制，构建发展模型，以有效促进彼此间协同。还有一些机构或学者从科技创新与现代农业的角度研究科技创新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如湖北荆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李哲敏、刘卫柏等。以上学者大都将科技创新、工业化、城镇化联系起来，从科技创新带动工业化从而吸收农村剩余劳力的角度来研究，这是符合城镇化发展不同阶段实际的。在城镇化初期阶段，其直接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进城务工提高收入不再是农民的唯一需求，进城务工人员也希望能够在城市安居乐业，这源于中国城乡二元制度导致农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资源匮乏。
因此，城镇化开始表现出不同特征，呈现出一场对城市公共资源的争夺战，这种状态的持续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这一表述首次写入党的文件及报告，表明城镇化的新阶段已开始。其核心概念在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新型城镇化区别于城镇化前期阶段即在于此。“市民化”的本质内涵在于实现公共权利均等化。因此，新型城镇化的思路不再仅仅是通过工业化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而是要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到目前为止，对于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的研究文献还比较缺乏，只有少数学者提出过相关论题。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济武撰文称，长期以来，中国发展过于依靠“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和“投资驱动”，这种典型的低效率发展，又直接导致了“五低”（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和“四高”（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的典型低价工业化模式。同时他还提出，18亿亩耕地红线亿人口及后代福祉相传的生命线。中国的城镇化不能再走某些大城市甚至特大型城市那种“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突破城镇化过程中空间、人才、资源和效率瓶颈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应该通过科技创新集群化，集约利用城市空间资源，提升工业化和城镇化质量［6］。启迪控股围绕产、城、人融合发展的思路，致力于推动科技创新和城镇化齐头并进，通过成熟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和服务模式，推动新型城镇化科学发展。甄晓非［7］认为，科技创新与新农村城镇化进程紧密相关，科技创新的核心在于改变传统农村产业形态，使“三农”发生根本变化。通过对相关数据的考察，他认为科技创新与新农村城镇化进程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而且科技创新对于新农村城镇化进程有重要推动作用。
同时，他还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即通过科技创新推进城镇化步伐，并且通过专项技术难题突破，增加新农村建设的科技投入，普及科技创新知识，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等，快速推进新农村城镇化进程。湖北省委副书记张昌尔［8］提出，以新型城镇化和科技创新构筑湖北科学发展新动力。他认为，科技创新历来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当前，发达经济体将创造新的更高的生产力作为克服衰退的根本路径，中国也进入了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更多依靠创新驱动，以此全面提升国家竞争力。丁明磊等［9］分析了中国科技创新支撑引领新型城镇化发展面临的形势，提出了科技创新支撑引领新型城镇化的指导思想，并从战略规划、技术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和需求面政策、地方和基层工作、人才培养5个方面给出了政策建议。以上学者关于科技创新与城镇化相互作用以及协同发展的研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思路。科技创新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而新型城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广阔平台。科技创新不仅可以通过带动工业化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可以与城镇化深度融合、协同发展。两者的融合一方面能使科技创新产品得到充分应用，另外一方面能够通过科技创新产品的应用使城镇化向持续、健康、智慧的方向发展。一直以来，科技创新给工业化提供了巨大的科技支撑，使工业化产生了无与伦比的生产力，但是工业化却并没有同步推动城镇化。因此，鉴于目前中国工业化超前于城镇化的实际情况，应该思考如何使其同步发展。在中国处于转型的现阶段，城镇化也面临转型，科技创新不仅要通过工业化来带动农村人口转移，还需要与城镇化深度融合，与工业化同步发展，这样才能真正提高中国城镇化的水平与质量。
“未来的后人对于21世纪最鲜明的记忆，除了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之外，大概就是人口最终阶段的大迁徙彻底从乡间的农业生活移入城市［10］。”可见，城镇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中国目前城镇化呈现粗放式发展形态，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科技创新政策对增长方式转变具有外在集约性作用、内在倍加性作用和关键性作用。通过优化科技创新政策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须满足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有效配置的要求［11］。但是，当前中国科技创新存在严重的城乡差异、行业差异以及地区差异，即科技投入集中于大城市而中小城市缺乏，大城市集中在城市中心区域而城郊缺乏，城乡科技投入差异化相当严重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问题。城镇化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可是就科技创新来说，城乡差异表明科技创新并未与城镇化同步发展，使得城镇化质量不高，表现为城市半径太大导致生活不便，城镇化粗放发展导致污染严重，城乡差异化发展导致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等。中国科技创新与城镇化没有同步发展所导致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城市中心区扩张是城镇化的必然表现之一。城镇化是一个农转非的过程，是现代化的一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必然需要城市不断扩充其容纳能力及承载能力，而城市面积扩张就是其中之一。但是，中国的现实情况在于将城镇化片面理解为城市规模的扩张及城市人口的增加，而忽略了城镇化的真正目的是让更多人共享城市现代文明。不能否认城市扩张的意义，但如果城市扩张并没有给被城镇化居民带来生活方式的转变，那么这种扩张就是盲目的。其后果表现为城市半径太大，处于城郊的居民被市民化之后生活方式并未有多大转变。如出行依然不便、观念形态上仍然认为自己是农村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缺乏以及科技成果难以普及等。在现行城市规模基础上，若能充分利用科技创新的力量，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建设等方面使城郊与中心区趋同，通过智慧城市的力量缩小城市半径，将是很好的选择。
城镇化过程中的产业化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载体，而剩余劳动力转移本身就伴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可是目前中国城镇化主要依靠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驱使，土地城镇化快于人的城镇化，人口过快增长、环境污染、资源承载力有限等各种矛盾也会伴随而来。国务院总理曾指出，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而是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国家主席在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建立健全经济、适用、环保、节约资源、安全的住房标准体系，倡导符合国情的住房消费模式。这都说明，城镇化的本质在于为居民提供更加宜居的人居环境以及更加现代的生活方式。因此，城镇化不是盲目造城运动，而是实现由“乡”到“城”的良性转变，必须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集成应用现代科技创新成果，寻找符合城乡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城镇化过程中的地区差异表现为因传统城乡二元制度导致的城乡差异，这种差异在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强化下显得更加严重。科技型人才城市偏好非常明显，而且对于后代的教育更加重视，除非能够享受到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否则城市依然是他们的首选。在中国城乡发展严重不均的现实情况下，科技型人才主要分布于发达城市，中小城市即使拥有相关产业也难以吸引科技型人才。这一分布不均直接导致中小城市的产业发展延续粗放式发展状况，不仅不能带来经济发展，还会导致环境污染等问题。
与西方城镇化进程不同，新中国大规模的城镇化始于20世纪80年代。从中央到地方，城镇化被当作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而非结果，其弊端就在于重“铁公基”等城市硬件建设，而轻公共服务及制度等软件建设，使得农民无法转化为市民，导致人的城镇化严重滞后。过去200多年国际城镇化的发展进程表明，城镇化可以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巨大空间，包括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公共服务质量提升，完善社会治理，破除城乡壁垒等。但这种潜在机会要转化为现实，则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包括政府公共政策导向、国家土地政策、经济发展方式，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公共服务公平供给等。高城镇化率并不必然意味着高水平人类发展。实践证明，过去几十年“摊大饼”式的城镇化走了一些弯路，产生了许多新的矛盾，以致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在新的体制下自我强化，农村大量青壮劳动力涌入城市，致使城市不堪重负，农村出现土地荒芜，留下老弱病残，产生无人养老、养病、育儿等一系列新问题。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强大软实力。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说：“上世纪60年代的航天、70年代的电子、80年代的软件、90年代的互联网、新世纪的云计算……一些发达国家能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和他们始终引领科技创新不无关系。在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建设现代化、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充分依靠科学技术支撑发展、引领发展［12］。”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传统城镇化给中国农村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以及生活水平的改善等带来了积极正面的影响。但是在新阶段，农民的需求开始发生变化，经济发展也面临转型，而中国城镇化却出现明显异化现象。由于对城镇化的片面理解，实践中城镇化异化成为GDP增长手段，城镇化作为一个要素聚集的自然历史发展过程，却成为围绕GDP增长而作出的人为布局，导致土地财政、高房价、半市民化等社会矛盾不断，如鄂尔多斯耗资50亿建“空城”，造成全民追债现象。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1978－2012年，城镇化水平从17％提高到51％［13］。但是，如果按户籍人口来算，中国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远低于世界52％的平均水平。如上文所述，这种偏差来源于中国城镇化的粗放发展，必须走科技创新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的集约路径，建立“智慧城市”，以促进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具体来说，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城镇化带来城镇面积的大规模扩张，这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但城郊被城镇化的居民并未能享受到与城市中心区居民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对于城郊居民而言，城郊公共交通偏少，设施简陋；基础设施建设不健全，出行不便；教育以及医疗等公共资源不足，这些都导致城市半径太大，带来巨大生活成本等。因此，必须以科技创新缩小城市半径，提高科技创新产品转化利用率，增加快捷的公共交通，通过信息技术建立交通网络、医疗网络等。“智慧城市”的发展必然会改变人类未来的生活方式，而普通人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必然决定“智慧城市”的发展方向和步骤。如当前微博等实时媒体工具让人们形成了通过发微博来信息的习惯，而民众的数以亿计的微博则成为大数据可视化处理的数据基础。同样地，可以利用这些先进的媒体工具为各种活动网络提供便利，即使身处城郊也能够通过创新媒体共享城市现代文明。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并强调“城镇化是中国扩大内需最大潜力所在，是中国经济增长持久的内生动力”。在这一政策导向下，中国从地方到基层都开始在城郊建设高新技术园区，建设初期的盲目扩张导致城郊污染严重，人居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必须依靠科学的力量。目前，相关部门已启动城镇功能提升与空间节约利用、绿色节能与绿色建筑、城镇生态居住环境质量保障等一系列研究项目，对城镇化健康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也为如何利用先进科技解决发展难题作出了良好表率。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内容在于经济结构转型、人口结构调整以及城市功能布局优化，是一个从量的提升到质的转变的过程。科技园区本身承载着科技创新促动产业升级的重大任务，是产业聚集、人口聚集的载体。因此，产业升级是整个城市的系统升级，要利用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而不是一味将污染产业移植到城郊；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推动产业升级和城镇化加速。科技创新是产业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能够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有效推动我国工业化水平提高和城镇化发展加速。例如，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建立现代农业，将农产品绿色供应链产业化，在提升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同时，也提高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发展。对于其它产业而言，必须通过科技创新发展绿色环保产业，利用先进技术处理污染源等，由此带动产业升级。
新型城镇化需要以人为本带动经济要素集约发展。其中，科技型人才是重要因素之一。科技型人才是科技成果的创造者，同时也是科技创新的传播者与携带者，科技创新成果如果没有科技型人才的传播与使用，科技创新产品将无法投入市场。目前，中国高新技术园区在吸引人才方面缺乏优势，高科技人才依然偏向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目前很多高新技术园区基础设施配套不全，层次很低，无法满足科技型人才的基本需求，如住房、教育等。因此，以科技创新带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必须完善相关配套设施，吸引更多科技型人才，从而提高科技创新产品的转化及应用。
中国科技创新投入存在不均衡现象，发达城市科技创新投入多，但是城郊及中小城镇投入少，而阻碍城郊及中小城镇科技投入的关键因素在于制度环境。中国传统的二元制度催生出特殊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使得城郊以及中小城镇吸引力远不及发达城市，既吸引不到投资，也吸引不到科技型人才。科技成果的开发及应用需要大量投入，必须在政府的引导下引入足够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创建优越的制度环境，以吸引更多投资及人力资本。如上所述，政府的政策环境对于科技型人才吸引非常重要，因为政府始终是基本公共服务的最大提供者，只有提供或引导提供了足够的配套设施以及各项支持，才能为科技创新提供物质基础及人力资本基础。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历对中国城镇化发展具有借鉴作用。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城镇化运动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改变过去高消耗、高排放、城乡分割、缺乏特色的传统城镇化路径，也不可能简单移植其它国家做法。面对新问题，只能用新理论和新思路来解决。科技创新无处不在，新型城镇化阶段，必须通过创新发挥科技的积极作用，在城镇发展的各个方面体现科技创新带来的转变，充分依靠科技创新和智力资源，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2008年11月，在纽约召开的外国关系理事会上，IBM提出了“智慧的地球”这一理念，进而引发了智慧城市（SmartCity）建设热潮。美国、新加坡、韩国等相继建立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概念的提出引起了中国极大的兴趣，并被正式列入中国城市发展规划。所谓“智慧城市”是这样一种城市，它带来的是一个全新的城镇化，一个硬件实力与软实力相配套的城镇化。智慧城市并不遥远，它始终和普通人的生活保持互动。不仅如此，智慧城市的发展与动植物、空气土壤、文化的发展也存在互动关系。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更是农业经济发展的不竭资源，它通过对生产力诸要素的物化，使生产力发生质的变化。科技转化为劳动者的技能，提高了劳动者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性；科技物化为劳动资料、创新的生产工具，使劳动手段更加现代化；科技发展使劳动对象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提高了农业劳动对象的效能和效用；科技创新的生产工艺使农业生产工艺流程更先进；科技进步优化了生产要素组合，使农业生产过程的组织形式更加科学合理；科技创新提高了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水平，使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方法更加科学化，手段更加现代化。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只有依靠科技进步，通过农业科技的突破性成果和新技术的有效推广应用，才能实现中国农业的持续发展，最终早日实现中国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当前，制约我国农业及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如水土流失不断加剧、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破坏愈演愈烈等。如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业发展基本问题，使农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协调起来，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关键靠技术，靠创新的可持续农业技术才能彻底摆脱农业的“不可持续”局面。农业新技术的应用，可以合理开发和利用土地、水等自然资源，提高资源的产出效率；农业新技术应用，可以拓宽资源的范围，实现资源的有效替代，有效缓解现有资源的约束；农业新技术的应用，还为科学控制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开展科技减灾提供基本手段。
农业现代化，从一般意义上说，就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方法和现代手段管理农业，使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土地利用率、农民的人均收入大大提高。农业现代化包括生产品种的良种化，生产资料的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生产组织的区域化、社会化，生产技术的科学化，生产条件的水利化、园林化，经营管理的企业化、科学化。科学化、机械化和社会化是现代农业的三个基本特征，其本质是把农业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上，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来武装农业，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管理农业，目的是创造出一个高产、优质、低耗的农、林、牧、副、渔业生产体系和一个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的有较高转化效率的农业生态系统。因此如果没有科技创新和科技支持，农业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推广应用科技成果、宣传科学思想、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和科技意识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正处在由第二步战略目标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农业与农村现代化建设已开始由长远目标变成现实任务，实施科教兴农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必须从事关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和民族兴衰的战略高度来认识科教兴农工作，把提高农民科技、教育水平，增加科技含量作为增强农业素质，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农村社会、经济、文化，进而实现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基础工程，作为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基石。把科学技术的研究、推广、教育紧密结合，明确目标、突出重点，采取切实措施，动员全社会重视、支持和加强科教兴农工作，为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打基础。
现代生物技术是21世纪先进农业的主导技术，也是支持农业发展的核心领域E星体育。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现代生物技术能够定向地改变生物的某些性状，大大缩短动植物品种改良的周期，迅速提高新品种培育效率、农产品的产量与质量，以及农业资源的利用率，要突出抓好生物技术的应用，加快高新技术成果转化。
现代农业工程技术把材料学技术、制造技术、工程技术、控制技术、生物技术和现代农业科技的发展融为一体。借助于农业工程设施，使农业减少甚至摆脱对于自然条件和人类劳动的依赖，要积极推广使用农业机械，实现农业机械化。
现代信息技术正在迅速渗透到农业的各个领域，将对整个农业生产、农业经济、农业科研、农业教育以及农村发展和农村文化生活产生无法估计的积极影响。要突出信息科技在提高农产品产量和品质方面的重要地位，早日实现精确农业。
实施作物良种科技行动，加强品种选育，种子质量标准化，优质苗木工厂化研究开发，建立产业化种植基地。
实施农产品加工科技行动，建立农产品及加工产品的质量标准体系和监测体系，大幅度提高农业品转化率和附加值。
实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科技行动，加强区域性科技示范园区建设，实现农业科技工程化。
实施绿色食品科技行动，以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为向导，开发各种绿色食品，实施精品名牌战略，带动外向型农业的发展。
实施农业生态环境建设与减灾农业科技行动，重点加强生态林、节水农业、重大病虫害测报防治、避洪避涝和节水抗旱农业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应用。
实施科技致富示范行动，分区域搞好科技致富，坚持以科技开发为主，增强“造血”功能，促进农村致富奔小康。
农科教结合就是以振兴农业和农村经济，实现农业与农村现代化为中心，以开展教育培训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为手段，以推广先进的实用技术为动力，把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人才培养紧密结合起来，形成强大的合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农业、农村科技和教育事业的整体功能和效益。农业发展靠科技，科技进步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这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加强农科教结合，是农业科技创新的基本要求之一，更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按照“抓大放小、合理布局”的原则，组建农业科研机构，包括建立部级农业科研中心、地方农业科研分中心。通过“并、转、建、撤”等不同途径进行调整、改造和改建，以利于建立机构精干、结构优化、布局合理、科技力量集中的“国家队”、“地方队”。
按照“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原则，建立科技人才队伍。一方面，要紧紧“稳住”一批优秀农业科技人才，使他们安心、专心从事农业科技研究，从课题、经费等方面予以支持。另一方面，要大胆“放开”，让一大批农业科技人员进入市场，进行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使农业科研成果早日进入市场大循环。
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让农业科技人员抓准位置、选准课题，使科技资金得到充分利用、高效利用。
建立一套能客观、公正反映科技成果水平、质量、效益等全部内容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指标要求既全面，又客观，同时量化并给予合理的权重，便于操作和比较。
采用“背靠背”方式对成果进行评估、鉴定，以促进农业科学研究“早出成果、快出成果、出大成果、出线加快以农业科技推广和普及为重点的农业科技进步
“一健全”。尽快健全各地、各级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网络体系，做到县、乡、村有推广站，省、市有推广中心，并配备必要的农业科技人员和相应的仪器、设备、设施及应有的工作条件、推广经费等。
“二转变”。一是工作中心转变，将推广工作的重心由以“技术”为中心转变为以“农民”中心，真正将农村推广工作的重心转变为“面向农民、面向农业、面向农村”。二是推广机制转变，真正实现由单纯依靠行政手段转变为依靠行政手段和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并逐步强化市场机制的功能。
“三结合”。科研、示范、推广三者结合，有利于农业技术的推广。当前，全国很多地方建立的“农业技术示范园区”、“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区”就是将农业科研、示范、推广三者有机结合的较好形势。
“四到位”。将技术、资金、物资和优惠政策及时送到千家万户，送到农民手中，这是农业科技推广、普及工作得以“生根、开花、结果”的关键所在。
加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市场结合。科研和推广人员要树立起强烈的市场意识，研究开发和推广有市场前景和发展前途的成果，再依据市场反馈信息指导下一步工作，以形成研究、开发、推广、转化的良性循环。
加强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结合。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用以物化的技术，适宜个体、集约经营的技术来增强生产能力。
加强产、学、研结合。在科研机构的设置上，通过一系列的立法和机制创新，建立起使国有科研单位的成果通往企业的桥梁。
实行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是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多层次的科技经营活动，是农业科技直接进入农业与农村经济，加速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农产品有效供给，提高农民收入，增强农业科技机构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与模式。
大力提高农民素质。通过举办多种形式的培训班，开办“农民夜校”，办好“农业广播学校”，进行电视专题讲座、科普讲座和“三下乡”活动，直接把科技送到农民手里。
高度重视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农业、重视农业科技人才”的氛围，增加农业科技人才培养的经费投入，采取相关配套的激励机制和优惠政策。
既要稳住农业科技人才，又要鼓励人才合理流动。要千方百计地稳定现有农业科技人才，使其安心工作、专心钻研，也要允许合理的人才流动，尽量使其“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1刘仁忠.现代科学技术与中国农业产业化[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2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农业科学技术政策（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
3宋惠昌，何建华.学习党的十六大精神，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
之后，一直都有关于农田土壤和收获量空间变异性研究的报导。八十年代以来，关于在农田中实施土壤肥力、植保和作物生产定位管理（SiteSpecificCropManagement）的技术研究受到广泛的重视。世界著名厂商先后向市场提供了装有空间定位和产量传感器的现代谷物联合收获机，已可以在收获过程中自动采集以12-15m2为单元的小区产量与对应地理坐标位置的数据，并进一步通过模糊聚类分析软件自动生成农田内作物产量分布图。多年的试验实践表明，田区内小区平均产量的最大差异可以超过100％。由于作物生产还受到气候变异的影响，经连续多年对同一田区积累的数据表明，同一小区年际间的产量差异性也可能是十分明显的。田区内产量上述明显的时空分布差异性，显示了农田资源利用存在的巨大潜力。现代农学技术与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定量获取这些影响作物生长因素及最终收成的空间差异性信息，实施基于知识和现代科技的分布式调控，达到田区内资源潜力的均衡利用和获取尽可能高的经济产量成为可能。图1是精细农作技术思想的示意图。其实施过程可描述为：带定位系统和产量传感器的联合收获机每秒自动采集田间定位及对应小区平均产量数据→通过计算机处理，生成作物产量分布图→根据田间地形、地貌、土壤肥力、墒情等参数的空间数据分布图，作物生长发育模拟模型，投入、产出模拟模型，作物管理专家知识库等建立作物管理辅助决策支持系统，并在决策者的参与下生成作物管理处方图→根据处方图采用不同方法与手段或相应的处方农业机械按小区实施目标投入和精细农作管理。由图1可以看出，这一技术思想是通过多次循环的实践，来不断改善农田资源环境，积累知识，逐步达到作物生产管理精细化的过程。由于大田作物生产受到众多时空变化因素的影响，利用生产潜力的处方措施，还需要兼顾生产力、经济性、环境后果的优化目标，因此，其技术思想并不是单纯追求技术措施的“准确”。事实上，目前应用于获取小区产量数据的空间尺度为12-15m2,获取农田土壤信息的尺度大多还只可能精细到60m左右。在实际操作上，对获取的空间信息还需要通过模糊聚类处理，生成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的处方图来指导处方农作，因而还谈不到“精准”的操作。而且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特别是农田土壤、作物苗情、病虫草害信息实时快速采集技术的突破，农业处方操作也将愈益精细化。上述精细农作技术体系在许多发达国家的试验和应用表明，可以显著提高耕地的生产潜力，节约良种、化肥农药和能源投入，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受到农户的欢迎。
“精细农作”是基于田间小区作物生长条件的空间差异性，为实现优化作物生产系统的目标而提出的。但工程支持技术的开发研究，对实现这一技术思想起着重要的作用。如：农田信息采集与处方农作的空间定位，需依靠全球卫星差分定位系统（DGPS）；地理空间信息管理和数据处理，需要应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未来大量地理空间数据的更新，需要遥感技术(RS)的支持；作物产量计量与小区产量图的生成需要能按秒记录收获机累计产量和对应地理坐标位置的智能型收获机械，以及计算机数据处理和产量图自动生成软件技术；田区空间变量信息的快速实时采集，需要研究基于新原理的传感技术与信号处理技术；按小区实施自动处方农作、调控目标投入需要变量处方农业机械；制定科学的农作处方需要农学知识和计算机作物管理辅助决策支持系统的支持；作为一个能协调运作的智能化系统需要有高效的信息集成以及有关信息传输、标准化技术的研究等等。
迄今“精细农业”在发达国家也不过五、六年的应用试验历史，部分支持技术手段还不十分成熟，有待不断研究完善，相关的应用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精细农业”应用实践可根据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围绕提高生产、节本增效、保护环境的目标，采用不同的技术组装方式，逐步提高作物生产管理的科学化与精细化水平。其中，获取农田小区产量空间分布的差异性信息是实践“精细农作”的基础。有了小区产量分布图，农户既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知识，分析小区产量差异的原因，选择经济适用的对策，在现实可行条件下采取适当措施实施调控；也可以根据技术经济发展的条件，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或智能化变量处方农业机械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调控。
“精细农业”研究的革命性的意义是提出了一种经营现代农业的新技术思想并付诸于实践，发展前景已在国际上具有广泛的共识。1998.1美国副总统戈尔第一次提出要建立以1米分辩率的“数字地球”的概念，在地理信息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它为认识世界科技进步对未来人类生存方式的影响提出了全新的观念。“精细农业”的实践将在下一世纪开发“数字地球”的实践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国农业仍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历史过程中，全面实践这一新技术体系的路程还很遥远。但启动这一新技术的示范与实践研究，将有利与推动实现我国农业生产知识化与信息化进程，改变传统技术思想，追踪科技进步，有利于推动基于信息和知识的农用先进支持技术产品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在“精细农业”技术体系的实践中，也将可开发出一系列适用新技术产品。
1.1.1人才短缺矛盾十分突出。笔者于2014年对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贵阳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27家企业进行了调研，调研数据显示，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人才短缺矛盾十分突出，主要体现在：第一，高层次人才依然十分紧缺。27家企业共有员工2375人中，享受政府津贴的专家3人，省、市科技创新人才7人，博士23人，高级职称114人。第二，中级专业技术员、掌握技术的熟练工以及懂市场的营销专员严重不足。第三，人才流失现象较为严重。仅2013-2014年，27家企业人才外流79人，其中研发人员外流共49人。
1.1.2科技创新资金严重不足。调研结果显示，中小企业科技创新资金严重不足，主要体现在企业自身科技研发经费投入少；政府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基金资助面窄、经费少；企业科技创新基金来源渠道单一；金融、投资机构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信心不足。
1.1.3科技创新信息渠道不畅。工信委、科技局、商务局、财政局、人社局以及各开发区管委会等都是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直接管理、服务部门。中小企业要从众多的部门中了解和掌握政府支持中小企业从事科技创新活动的相关政策较为困难。调研数据显示，中小企业对国家、省市出台科技创新政策了解程度，“非常了解”的仅7.7%，“比较了解”的占30.8%，“基本了解”的占53.8%，有7.7%的“不了解”。
1.1.4科技创新的激励机制不健全。科技创新激励机制不健全主要体现在政府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激励措施较少；企业对员工从事科技创新的激励不重视。调查的27家企业中，获得“科技成果奖”的占了50%，获得“收益分红”和“岗位技能工资”的占45%，获得“科技项目承包奖励”的占20%，采用“技术入股奖励”不到10%，没有任何激励措施的企业占11%。
1.1.5知识产权保护难度大。中小企业对自身知识产权保护难主要体现在企业自身没有申请商标、专利或版权等；核心人员流动，导致核心技术流失；维权周期长，成本高。1.1.6扶持科技创新的政策执行不到位。第一，政策受益面相对较小。调研数据显示，在技术创新政策支持上，27家企业中仅11家享受过政府的政策支持；在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的措施上，27家企业仅15家获“专项资金支持或财政补贴”支持，6家获“减免部分税款”支持，2家获“人才引进与培养”支持；第二，科技人才后续服务力度小。27家企业仅7家获“技术经纪人培训、咨询服务”，有4家获“引进外地高层次人才的服务”，有1家获“科技人才评估服务”，有11家企业没有得到任何服务；第三，由于政策制定与执行部门较多，在具体执行时存在职能部门推诿，不落实现象。
1.1.7科技创新评价体系尚未建立。目前仅有《科技创新促进条例》，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与科技创新绩效的量化评价体系尚未建立。
1.2.1政府层面的原因。①政府行政干预手段依然存在。由于政府行政干预手段依然存在，如存在定指标，下任务的现象，在人才引进政策上“重引进、轻服务”、“重外地人才、轻本地人才”，在技术创新项目资助上的不平等性，均不同程度地制约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发展。②政府的服务意识不强，协调功能弱。政府的一些部门服务意识不强，很多工作流于形式。部门间各自为政、政府的多头管理现象较为严重，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很多问题得不到及时处理。③政府制定政策的缺位。政府在人才引进政策的制定上与企业实际需求存在较大差异，政府比较注重高端人才引进，而中小企业不仅需要高端人才，更需要大量中、初级人才。企业急需的中级专业技术人才以及熟练工却得不到人才引进政策的支持。
1.2.2企业层面的原因。①企业科技创新动力不足。中小企业对引进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的优惠政策达不到其期望的待遇，同时，企业给员工个人的发展空间不足，福利待遇没有跟上，员工稳定性较差，使企业科技研发缺乏核心领军人物，团队研发能力较弱。加上企业负责人对企业发展缺乏长远规划，对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源动力以及激励机制对调动员工工作效率的作用认识不足，最终导致企业科技创新的动力不足。②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手段单一。中小企业技术研发平台相对较少；政府、高校、研究所的研发机构相互独立，资源共享少；产学研合作不到位，即使实施了产学研项目，很多企业在实施产学研合作时舍近求远，缺乏与本地高校的合作，产学研的成本较高，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有限。③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窄。第一，现行政策使得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不像大型企业那样具备发行债券、股票上市等融资手段。第二，政府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资金的支持力度远不及对大型企业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第三，银行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缺乏信心以及长期以来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歧视，银行贷款给中小企业比贷款给大型企业要承担更大的风险。第四，政府虽有科技创新基金，但是，有限的创新基金难以满足众多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资金需求。④中小企业维权意识弱。中小企业对科技成果、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较弱。企业的科技创新往往依赖某几个核心技术人员，一旦核心人员离开企业，技术就会流失，企业的研发就没有保障；多数中小企业因对专利、商标的申报时间、费用和申报流程不熟悉而选择放弃；在中国的法律框架下，不少企业也因为高额的维权成本放弃维权。
2.1.1制定特别人才引进计划。①制定企业年度紧缺人才特别引进政策，完善人才引进配套措施。第一，建立人才引进专项基金，制定企业年度紧缺人才引进计划。由市（区）财政、科技创新专项基金、中小企业三方共同出资，建立人才引进专项基金。鼓励院士、长江学者、入选者等作为兼职人员来企工作，对企业紧缺人才实施特别引进政策。第二，完善人才引进的配套政策，稳定引进人才。制定紧缺人才特别引进计划配套实施方案，该方案包括住房、配偶工作、子女入学以及个人职称等问题的实施细则，同时在住房E星体育、职称评定、子女入学等方面给予政策上的优惠。②通过间接的人才引进战略，建立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人才库。制定间接人才引进考核方案，考核入围的考生，一律进入中小企业人才库，档案由人才市场免费保管，先进入指定中小企业工作1-2年，工作期满，考核优秀的，可享受当年的特别人才引进计划的优惠政策。如参加当年的公务员或事业单位招考，给予加分的政策照顾。如考核不合格，签订合同失效，考生须重新择业。
2.1.2发挥本土人才优势，服务中小企业。①鼓励本土人才供职于中小企业。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大型企业的技术与管理人才到中小企业去工作或兼职，特别是到民营中小企业去工作或自主创业。②制定人才绿卡服务计划。在保障人才绿卡持有人获得相应待遇的同时，制定人才绿卡持有人工作绩效评价指标，要求取得人才绿卡的高级人才必须到中小企业从事科技研发或管理指导工作，并将其工作绩效作为其评职和晋级的主要指标，考核结果与工资挂钩。③实施科技特派员计划。配合贵州省实施的科技特派员计划，建立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专家咨询组，制定中小企业科技咨询以及科技创新指导的工作计划，定期开展企业科技创新指导与咨询工作，为中小企业科技创新进行诊断，以提高科技创新成功率。
2.1.3借助优势平台，培养储备人才。借助市属高校良好的办学条件，建立示范性职业技能培训基地，为中小企业员工提供岗位、管理等方面的技能培训；申报SIYB创业培训基地，既可将市属高校学生纳入GYB、SYB培训范围，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为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提供人才储备，也可为全市有创业意愿的人员提供SYB培训。
2.2.1强化政策支持。制定中小企业地方债券发行及管理条例，支持条件成熟的企业发行地方债券。设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制定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管理办法，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提供资金资助。借鉴贵阳银行科技金融服务中心的成功经验，制定优惠政策，支持其他银行，进驻产业园区，建立以金融与科技两要素高度融合的一体化、专业化的渠道和平台。
2.2.2完善科技创新信用担保体系。①建立各类信用担保机构，提供融资担保服务。通过政策扶持和资金注入，鼓励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和风险投资有限公司，为中小企业创新基金提供贷款担保；通过建立政策性担保机构，引导社会担保机构、公司等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服务。②建立贷款担保补偿机制。建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补偿机制，对担保机构当年形成的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损失，在追索程序终结后，给予适当补偿。
2.2.3选点试行“创新券”计划。在选点，发行“创新券”。具体由市科技创新专项资金、市新兴产业引导资金、新型工业化专项资金以及县区财政配套资金等转化为“有价证券”即“创新券”，以无偿资助形式向企业发放，其中创新券的发放要求企业按不低于四分之一的比例进行资金配套，且创新券使用的有效期不超过2年，逾期不可兑现。
2.3.1深化产学研合作。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与高校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合作平台，借助高校的科研优势，建成一批企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共同研制创新产品，实现技术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借助企业平台，建立实践教学基地，探索“人才培养前置化”模式，实现校企深度合作。建立产学研合作项目考评办法，对产学研合作项目进行考核，将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纳入考核范围。
2.3.2进一步加快和完善孵化器建设。进一步完善已建成的部级综合孵化器贵阳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部级行业孵化器贵阳火炬软件园、省级综合孵化器贵阳科技大厦、留学归国人员创业园、大学生创业园等配套设施建设。充分发挥现有孵化器的作用，不断强化孵化服务能力，建立和完善以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投融资平台等为重点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提高创新效率，打造创新集群。
2.3.3建立企业间的技术创新联盟。借助首都科技条件平台贵阳合作站，011、061、083三大民基地优势，以优势产业为龙头，发挥产业集群的优势，积极构建基于产业集群发展的共性技术平台，形成中小企业间、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间的技术创新联盟；为集群内的各中小企业提供公共技术发展、产品检测服务、加强集群内企业之间的协作与互动。鼓励中小企业主动出击，积极寻找优势平台，与之建立合作研发机构，实施科技创新策略。
2.4.1建立科技创新能力和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定期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经费使用情况及效率进行评价，制定奖励、补偿以及处罚措施，对于人为因素造成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失误的，除追回已投资经费外，还应对该企业进行相应的处罚，取消今后创新项目申报资格。制定中小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和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建立以创新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财务效益为定量评价指标。
2.4.2建立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建立科技创新的物资与精神激励措施。鼓励个人、高校、科研所和企业设立科技型公司、科技创新服务机构，对申报成功的，经认定，给予奖励和运营经费补贴，允许将知识产权作为无形资产参与投资；鼓励创建新型研发机构和研发基地，对新开办的研发机构和研发基地给予一定的开办经费补贴，对于技术创新联盟，给予研发经费补贴；对企业研发的新产品，经鉴定后给予免税减免优惠政策；对于知识产权“零”突破企业首件发明专利给予个人奖励；通过股权方式，奖励科技型领军人才和团队。
2.5.1强化政府的执行力，服务科技创新。转变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率。政府主管部门及时在部门网站上公布国家、地方政府有关扶持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法律、法规以及政策，并做好相应的宣传和培训工作，不要等企业来索要政策，而是政府送政策到企业。发挥政府的管理职能。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主管部门多，发文部门多，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各部门科技创新经费分散，有些政策企业不知道找哪个部门落实。政府应充分发挥其管理职能，明确部门职责，协调部门关系，构建和谐的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服务平台。
大多民营企业无论是扩大原有的企业经营规模还是投资另一家科技型企业，更倾向股权投资。对10家大型民营企业调查显示，9家表示股权投资是其对外投资首要考虑的因素，还有1家企业表示，鄞州区政府积极推动该企业上市，由于不愿意股权被引进的风险投资稀释，且担心上市后失去公司控制权，政府推了三年上市计划，但该公司仍没进行上市筹备。有83．2%的中型企业表示，股权投资是其进入科技创新领域的重要考虑。小型企业和微小企业更要求对公司保持绝对的控制权。同时课题组通过天使引导基金了解到，一些天使投资人很乐意投资的科技项目，由于创业者考虑到天使投资的介入会稀释股权，而放弃了天使投资的融资计划。
居民个人可以通过购买上市公司股票和债券进入科技创新领域，但由于前几年股市低迷，居民购买股票的热情降到谷低;可以通过将资金存入银行进入科技创新领域，但由于银行更多地将资金贷给了国有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以致很少有资金进入科技型中小企业;居民可参股企业进入科技领域，但由于对科技领域的不熟悉及高风险的恐惧，创业及参股进入科技创新领域的较少。而我国民间金融市场发达，依靠地缘、血缘、亲缘、业缘关系，形成了各种形式的合会、私人钱庄、民间集资等，民间借贷成了居民一种重要的理财工具，科技型中小企业对民间资本也很依赖，进而导致民间借贷是个人资本进入科技创新领域的主要方式。
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互联网经济对传统产业冲击、房地产不景气等因素的影响，民间资本在投资中受到了重创，因而投资变得谨慎。宁波民间资本主要在服装、电器、玩具等行业上发展起来，金融危机后，这些行业出口萎缩，新的经济增长点仍在摸索中，民间资本投资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2013年宁波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规模以上产值3304．5亿元，同比增长2．46%，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海洋高技术产值分别同比下降8%、7%;出货值934．9%，同比下降4个百分点。2014年宁波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989．5亿元，比上年增长16.6%，其中民间投资1955．0亿元，增长12．6%，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49．0%。民间投资增速下滑明显，全年比上半年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下降了1．7个百分点。
尽管国家一直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科技创新领域，但是更多停留在政策层面，在实践中民间资本进入科技创新领域仍存在着许多的歧视。第一，行业准入存在歧视。根据中国社科院的调查，全社会80多个行业中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的只有41种，而外资却能进入60多种。如为科技创新提供金融支持的风险投资和科技融资租赁公司，基本由政府和外资主导，民间资本较难介入。第二，资助扶持政策方面的歧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执行的税收优惠政策是各省市激励引导民营科技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重要举措之一，对促进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和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2008年以后，除江苏、上海、武汉等极少数省市还坚持一些优惠税收政策外，其他绝大多数省市已不再执行了。2008年底国家税务局出台了116号文件，规定享受加计扣除政策的只能是高新技术企业，把大部分中型科技型企业和所有小型科技型企业排除在外。第三，融资方面存在歧视。贷款门槛过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由于缺乏抵押物难以达到贷款要求，即使符合贷款条件，银行也不愿意贷款给科技型中小企业，而风险投资公司与科技融资租赁公司又由政府和外资垄断，民间资本没有话语权，民间资本也就难以进入科技型中小企业。
民间资本从小作坊和劳动收入中形成，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好机遇中得以快速积累。有很强的盲目性、投机性和短期逐利性，热衷于房地产、矿业资源、农产品这样简单，不需要很多专业技能，快进快出的投资领域。而对于投资周期长、风险高、技术复杂的科技创新行业，民间资本拥有者没有信心。他们普遍缺乏科技创新意识，缺乏科技方面的专业技能及对科技创新前景的把握，对于科技创新不敢涉足，对高风险的科技创新领域有很强的规避意识。2014年，宁波市新设企业数量较多的是批发和零售业，共14152户，制造业8843户，租赁和商务服务业5407户。从同比增速来看E星体育，新设企业增长较快的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分别增长126．6%、88．1%、66．1%。制造业的新设企业数远远低于批发和零售业，说明民间资本还是倾向于投资熟悉的传统产业。尽管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新设户数增长超过100%，但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门槛低，不需要很多的资金，不需要厂房，只要一间办公室，也不需要特别高端的技术，且由于智慧城市的建设、互联网金融的兴起等因素推动。
民间资本进入科技创新领域的其中一个障碍是信息不对称。民间资本急于寻求有前沿科技的投资项目，苦求不得，而很多好的科技研究成果却因缺乏资金难以实现成果转化。据调查，民营企业主要通过生意场上的朋友了解投资信息，占到了63．3%;其次是媒体，主要是互联网信息，占到了41．8%;有17．1%的企业通过政府部门获取信息;而通过中介机构获得投资信息仅占7．6%。55．7%的企业表示在投资科技项目时，没有进行市场调查、技术分析等可行性研究，看到周围的朋友这样做利润丰厚，就跟着投资。正是因为信息不畅，导致民间资本难以进入科技创新领域，即使进去了，也因为信息源缺乏科学依据，产品简单复制、投资失误或盲目跟风。最典型的案例便是2010、2011年光伏产业的盲目扩张。早在2009年，多晶硅就被定位为十大产能过剩行业之一。但由于当时的暴利和行业的红火，大量民间资本疯狂进入，各地大量的民营灯具、文具、打火机企业也纷纷追逐光伏产业，最终导致产能大量过剩。
在经济转型期中，我国过快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全社会普遍较为功利浮躁。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以致企业普遍缺乏创新意愿和动力，市场流行一句话:“不创新等死，创新找死”，企业花巨资进行的科技创新，很轻松地被其他企业仿冒、假冒。每年广交会涉嫌侵犯知识产权案件高达几百宗，专利案件是主要投诉类型，占总投诉量的60%以上。江苏假日卧室用品有限公司发明了一种高科技的“三明治复合席”并申请了国家专利。产品一问世，遭到40多家企业非法仿冒的群体性侵权。《中国知识产权蓝皮书》公布的调查报告数据显示:88．44%的人购买过盗版的书籍、影像制品或电脑软件;57．88%的人买过假冒名牌商品。为了停止中国侵权，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口发动机技术、航天技术、飞机制造、远洋过渡、电子侦察、光热电技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启了大规模运用科学技术力量同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先河，“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4］67，生产实践中的科学技术应用“表现为自然力本身，表现为社会劳动本身的自然力”［5］。长期以来，资本支配下的传统技术创新注重于加速开发自然资源，转化为占领市场的产品，以实现资本增值E星体育，获取剩余价值。“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生产力还多还要大。”［4］256但是，不断改进、完善工具—技术系统成为不断扩张物质变换规模的利器，在普遍化的竞争中加剧了无节制的生产增长，同时加剧了全球性资源、环境与生态的严重危机。“只要当今这种组织形式的现代工业文明带着强大的技术力量作为一个整体继续遵循着这种思维模式前进，鼓励人们为短期利益、局部利益而去操纵自然界，榨取自然界，那么，这种无坚不摧的力量将继续其摧毁地球的进程而不以任何人的所作所为而转移。”［6］审视、反思科技成果的应用对生态、环境、资源造成的负面影响，国际上出现了一股否定科学技术的社会思潮，似乎科学技术应用已然成为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的罪恶源头，“当前存在的许多问题起源于过去的技术进步的提法已经成为一股流行的游戏”［7］104。
有学者或以“回归自然”的口号疏离科技，或以“绝圣弃智”的态度否定科技，似乎只要放弃现代科学技术，人类就可以摆脱生态环境危机。显然，科技应用的环境悲观论警醒世人，科学技术成果滥用存在无穷祸害，无疑是深刻的，但是，“因为技术的缘故，我们想要的生活质量的许多东西才可能存在”［7］104;这种放弃现代科学技术以解放自然的片面性思路将造成人类文明失去物质技术基础的支撑而极大地降低地球自然系统的人口承载能力，导致生存与发展的严重危机。自然的解放是按照人的本质实现“对自然的人道的占有”，诚如马尔库塞所言，“自然的解放并不是回到技术前状态，而只是推动它向前，以不同的方式利用技术文明的成果，以达到人和自然的解放，和将科学精神从为剥削服务的毁灭性滥用中解放出来。”［8］生态文明建设必然以工业文明所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其旨趣不在于回归采集与狩猎的原始生产方式，而在于超越工业文明的历史局限性，提升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效率，解决当前诸多人口、资源、环境问题，不断创造着人与自然的积极平衡。人类文明的自觉发展需要以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为支撑，同时需要致力于消除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对生态环境的负面作用，使生态化成为科技创新的必然选择。工具—技术系统作为人与自然联系的中介，是存在者之间的联系，既展现了自然存在的丰富性，也展现了主体能力的多样性。作为有理性的实践者，人类通过与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变换活动而成为地球自然进化的主导因素。人类要在地球上诗意栖居，践行对自然的尊重，引导地球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承担其调控者和建设者的应有责任，不仅需要进行社会体制与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变革，而且需要通过科技创新的生态化转向，形成以生态合理性为科学依据，以充分利用资源和减少环境污染为导向，体现了人的生态性生存和科技化生存的实践性统一的工具—技术系统，在人与自然物质变换三个主要领域奠定以绿色技术为基础的物质变换方式。进入21世纪，新能源科学技术、新材料科学技术、信息科学技术等主导科学技术群落的迅速发展，分别对应着人与自然变换的三大要素，可以预期将提供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新途径、新形式，为建设生态文明新时代奠定的物质技术基础:将工业化“资源—生产—消费—废弃物排放”单向流动的线性生产方式改造为“资源—生产—消费—再生资源”反馈式流程的循环型生产方式，在技术层面上提供化解工业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对抗、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现实手段。
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的子系统，其发生、发展离不开社会需要的推动，“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9］。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寻求新材料、新能源、提高劳动生产率等途径以获取最大经济利益的需要，构成推动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动力。恩格斯预言，在现代公有制的新的历史时期中，“人们自身以及他们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在内，都将突飞猛进，使以往的一切都大大地相形见绌。”［10］当代，面对着千疮百孔的自然界，人类为摆脱深陷其中的生态环境危机，必须推进文明转型与质变。在制约物质变换的条件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的前提下，生态文明建设强调“以人为本”，从价值层面上颠覆了“以生产为本”的本末倒置:把人当成生产的工具，造成人的异化，把自然当成实现价值增值的资源，造成自然的异化;坚持把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和长期保障的需求作为第一要义，又赋予作为地球生物圈特殊智慧生命的人类看护、管理地球生态环境的使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先进生产力以挽救人类正在加速丢失的唯一家园，必将有力推动科学技术创新的转型，为开发循环经济技术、节约型生产技术、可再生新能源技术等先进生产技术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将推动传统的工业化技术创新体系向生态化技术创新体系转型。首先，生态文明建设立足于人类现实自然界物质资源的有限性，致力于提升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效率，必将为提升资源利用率、废弃物利用、物质循环等绿色科技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任何时代人类开发利用的资源总是具有稀缺性的特质，工业文明的技术创新体系致力于通过机械化、自动化的手段提高单位时间效率，尽可能掠夺地球长期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全球性物质资源和环境资源，以创造庞大的产值和利润。生态化科技创新体系则努力发展减量化、数字化的技术手段，提供靠最小消耗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工具—技术系统，致力于提高单位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对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和再利用，逐步改变传统产业对物质资源的极端依赖性。
科技创新的新进展为实现物质生产过程的良性循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废弃物进入生产过程实现再资源化不仅成为现实而且其产品越来越具有市场竞争力，近年来，中国加快生态农业建设、生态工业园区建设，已经取得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统一的初步成效。在信息科技的支持下，物联网技术渐趋成熟，把原子世界引入比特世界，从而使物与物、人与人、人与物之间联系起来，融为一体，通过对生产与消费进行全过程的智能控制，减少资源、能源消耗和废物产生。光热、光电技术进步提升了太阳辐射能的转换效率，急剧降低了太阳能生产成本，加速了太阳辐射能的开发利用，对于克服能源短缺及与矿物能源相关的环境污染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2］368人类致力于提高地球系统的自然生产力，将拓宽科技创新生态化路径，从外部自然制约的必然性中争得生存的自由。其次，生态文明建设立足于人类现实的可生存空间，致力于维护地球自然的生命活力，将推进科技创新生态化转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步入“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瓶颈约束期，客观上要求实现科技创新向生态化转型。据《中国科学发展报告2010》指出，“在我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经济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300万元人民币以上，第二产业比重超过50%，能源消耗仍处于总量上升的态势，环境质量总体尚未达到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拐点的位置，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高于3．3∶1，基尼系数仍高达0．46，二元结构指数仍在3．0以上，人均受教育年龄还未达到12年，人文发展指数低于0．850等状况下，此时正好对应着‘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瓶颈约束期，也是发展路径要求重塑的转型期”［11］。因此，需要实现科技创新从以往的大型化、大量化、高速化的技术开发转向多样化、信息化、省资源化的绿色技术，以减少污染、降低消耗、治理污染或改善生态，缓解人类生存压力且不对自然造成伤害的生态化转型。如能源技术、材料技术、催化剂技术、分离技术、生物技术、资源回收及利用等技术，避免传统技术对于环境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广泛使用风能、太阳能技术取代煤、石油等污染严重且不可再生的传统能源，缓解了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的能源及其污染等问题。自然界对人类生存具有实用、审美、精神等多重价值，长期以来，为解决物质匮乏，满足生存需要，积聚社会财富，人们借助于不断改进的工具—技术系统掠夺自然，人类生态足迹已经超过自然系统的修复能力，侵蚀地球自然的生态活力，损害其审美、精神的价值并最终在物质层面上影响地球自然对于人类生存的实用价值。
建设生态文明新时代，保护自然环境，修复千疮百孔的自然界，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将推动科技创新生态化转型。生态化科技创新在强调发展环境、生态科学的同时，需要建立人类活动对生物圈和整个自然环境系统的预测、评价体系，以此来衡量、防范对生物圈和整个自然环境的影响，一旦出现不利影响，也可以用以作为控制和消除的有效途径，减少、预防对自然造成的新破坏，协助自然创伤的恢复。再次，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进一步拓展人类活动空间，扩充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自然基础，必然为生物技术、海洋科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等当代新兴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应用空间。人类文明在发展中不断扩大与自然交往的范围，其谋生存的活动足迹几乎遍及整个地表自然界，发现新的适合人类生存的地表空间几近不可能。面对人口增加、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通过改进工具—技术系统，一方面不断提升外部自然的人口承载能力，另一方面进一步延伸人的体力、智力和环境的适应能力，提高人的活动能力，这种扩大人的活动空间的历史任务必将成为推动科技创新生态化转型的重要动力，促使人类将未曾真正开发过的海洋深部和宇宙空间的大量物质和能量纳入社会历史进程，进入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系统，促进科技的发展创新在海洋、生物、外层空间等新兴领域进行生态转化。“在大自然的世界里，我们面临着如何替人———作为一个生理学单元———找到和创造最优环境的问题。这就牵涉到全部具体技术和其背后的自然科学的全部内容，还牵涉到建立在比我们目前拥有的深刻得多的生物学知识基础上的生物学技术。”［12］384生态化技术体系从传统的支持经济增长转向支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的物质力量。科技创新的生态化转向，不仅要发展符合人的需要的生态技术，而且同时吸收现有技术的合理因素，把现有的科学技术的生态功能发挥出来，在推进科技创新与突破中实现生态化生产力效用。在未来的科技发展中，“信息科技、生物科技、纳米科技、新能源科技、新材料科技、生态科技、太空科技等一系列高新科技形成了一种整体的力量，推动并产生一场物质生产方式的新变革，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物质生产力和生产方式”［13］。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致力于恢复因人类活动而遭到破坏的环境，依靠科学技术提供的“点石成金”的“魔棒”，建立人与自然的积极平衡关系，建设美丽中国，必将加速科技创新生态化转型。
“科学不是一个独立变量。它是嵌在社会之中的一个开放系统，由非常稠密的反馈环与社会连接起来。”［14］用生态学整体性观点和思维把从世界整体分离出去的科学技术重新置于“人—社会—自然”的有机整体中，无疑“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因为要把科学事业组织起来就有破坏科学进步所绝对必需的独创性和自发性的危险”［12］ii。科技创新生态化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通过文化创新，培育良好的社会生态文化氛围。首先，确立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和满足人的需要为科技创新的双重社会目的。科技创新无禁区，面向未知的领域，循着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展开想象力的翅膀，探索新的自然界的奥秘。但是，科技创新需要社会导向，满足生态文明建设协调人与自然关系需要奠定科技创新生态化的社会目的。人的目的论依赖于树立目的的能力，即在各种目标在事件过程中得以实现以前，预测这些目标之内容的能力;依赖于找出这些目标之实现和利用他们的各种手段的能力并通过这些能力的帮助，以引导现实事件过程趋向预先标明的目标。满足人的需要和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取向具有多重复合特性的社会系统。研究人员的课题选择是开放的、交叉的，研究成果应用的影响甚至可能是对立的，通过确立科技创新的社会目的引导科技发展，搭建凝聚和吸引科学技术人才的科研平台，提高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应用、服务于人类的水平，使科学技术成果惠及普通民众。在科技成果应用上始终把环境效益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在认可科学技术发展追求经济效益的合理性的同时兼顾生态环境效益。
科技创新的社会目的要求我们不仅仅考虑科技的使用环境和条件，还要顾及科技的使用给环境带来的影响，使单向直线段式的思维，转变为全程参与生态环境中物质能量的循环过程，取消与物质能量封闭循环路线的对立。其次，超越个体生存年代的时间局限性，在历史的视野中审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的长远影响。生态文明建设既要立足现实，更要面向未来，通过科技创新生态化以发明未来。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视野中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绿色科技是预测未来、发明未来的必由之路。绿色科技要充分吸收现有技术的合理因素，发展符合人的需要，人与自然和谐共融的生态技术，鼓励在自由探索中推进物质变换的科技创新与突破。毋庸置疑，许多重大的科学发现和科技创新都是自由探索的结果，例如，门捷列夫周期律、牛顿力学、细胞学说、孟得尔遗传定律、电学基本定律等，并且都已经在实际应用中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巨大影响。但是，对于一些探索性强、结果很难事先预见的、以认识自然为目标的基础科学研究，以及原创性强的技术研究，其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与其在生态环境的效应一样，具有间接性、滞后性的特征。因此，在鼓励科学研究中的自由探索精神的同时，极力避免“把追求个人财富增长作为个体自由的手段，那么，增加效率只能意味着对环境实施更有效的开发，并给生态系统的生存带来毁灭性的结果”［15］;通过强化科技创新的社会引导和研究者的社会责任，积极推进有益于生态环境的新技术研究，如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遗传工程技术;慎重对待难以事先预测生态环境后果的研究项目，如人工合成生命;坚决杜绝可能对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产生巨大破坏的研究项目，如与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的研究。再次，超越个体生存地域的空间局限性，在全球性的视角下推进科技创新成果的共享。一方面，科学成果存在产权，尽管科学无国界，科技研究与创新成果的应用具有整体性的特点，可以为全球共享，但是，科技成果的获取往往从属于个体、团队、公司、国家的名义并被赋予了经济利益的含义，在优先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下，追求利益往往限制了无条件的共享。另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及其治理也呈现出超越空间的整体性。自现代性开启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打破了封建行会的封闭，使本来分散、孤立的利益主体逐步连成利益共同体，随着生态问题的日益严重，使依赖于地球生态系统生存的不同利益主体又具有了世界性，形成了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整体。但是，“由于体现人类整体利益的生态环境效益具有滞后性的时间特点和发散性的空间特点，各个不同的个体、群体、地区、民族、国家仍然专注于追求各自独立的利益，对人类整体的生存与发展的思考往往被追逐局部利益、短期利益的阴影所掩盖。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矛盾，破坏了人类整体生存和发展的能力。”［16］
“真正的问题就在于，这种非个人的、受利润驱使的市场过程往往系统地让一些人把他人手中的财富剥夺过来与此同时破坏环境。”［17］当人类共同利益的主体与具体行为主体的现实利益产生矛盾时，企图建立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动力机制来兼顾两者之间的利益是相当困难的，更不必说建立一套以包括人在内的地球生态系统的共同利益为目标的价值体系。生态文明以人的需要为其社会目标，以人们赖以生存的人类自然—自在自然环境为中介，构成自然界和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系统整体性，在理性框架下努力探索逼近这一理想的现实途径。强调科技成果应用上，确立环境科学技术共享的机制。应该通过国家的干预与有关国际机构的介入，建立超越经济利益的途径与机制，在追求经济效益的机制外也相应地形成环境保护，确保科学技术生态功能得以及时转化成科学技术成果，在面临着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下及时发挥作用。最后，需要制定倾斜政策，吸引优秀人才推进生态化科技创新。社会目的引导科技创新的方向，“一个社会科学上的成功依赖于它能够把更多的自己的天才输送到科学中去”［18］。
大部分畜牧兽医类高职院校每年均投入一定数额的科研经费支持科研工作，但科研经费投入占学院财政收入的比例大多不足1％，教师争取国家、省级、地厅级科研项目的能力较差，导致地厅级以上有科研经费支持的科研项目很少E星体育，且科研工作费时费工，效益有限，广大教师的科研热情和积极性尚未被完全激发起来。
由于经费等原因，教师外出培训或参加学术交流的机会有限，科研骨干培养的措施不够，高层次人才缺乏，因而高素质研究团队数量少甚至没有。
开展科学研究，一是有利于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二是有利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三是有利于提高师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创业精神及科学人文素质。四是有利于更好地为地方区域经济服务。
既不能因为条件不足而无所作为，又不能要求过高，与普通高校攀比，要针对高职学院的特点，瞄准高职教育发展趋势搞科研；瞄准学院教育教学改革搞科研；瞄准地方经济和社会需求搞科研。
组织开展科研专题培训，让教师了解科研的诸多程序，包括申报科研课题，开题、结题的方法、技巧，科研工作的具体操作程序等等。
一是提供科技信息平台。建立科研网络，积极为教师提供各种科技信息。二是提供物质平台。提供必要的科研场所和一定数量的科研设施与设备，并逐步增加专项科研经费。三是提供科研成果应用和推广平台。积极为促进科研成果的推广和转让牵线搭桥。四是适时项目选题，有针对性地开展科研活动。
一要完善科研评价体系。为科研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二要强化管理监督机制。通过科研项目管理、科研经费管理和科研成果管理，为教师提供科研项目申报、立项、成果鉴定、报奖、成果转化等信息，促进成果转化，并以最快的速度占领市场，服务教学，服务社会，发挥成果应有的价值。三要进一步完善科研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教师参与科研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营造良好的科研氛围。
一要鼓励研究生和副教授以上教师为骨干组建研究小组，确立研究方向。二要有针对性地选派中青年教师到高校做访问学者，在高校耳濡目染导师的科研风范，以得到较快的成长。三要尽可能支持教师参加各级各类学术活动，有利于教师增长见识，开阔视野；四要鼓励教师与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经常性的交流与沟通。五要活化组织结构、消除组织壁垒，加快学术带头人的培养步伐。
科研人才梯队的培养和构建，直接关系到科研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学院给予积极的政策支持。坚持引进与培养相结合的原则，不断壮大科研队伍。形成几支在省内外有影响力，在相关学科领域具有特色和竞争优势的学术团体。切合实际地给每一位老师定方向、下任务，培养和构建合理的科研人才梯队。此外，还要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养，要鼓励、支持和督促他们搞科研，要通过政策引导和导师指导使他们尽快脱颖而出。
从事科学研究既要有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和务实精神，又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作支撑。广大教师要以自己的专业为基础，不断思考和探索，积极展开科研攻关活动。争取多出成果，出好成果。要勇于创新，敢为人先，寻找更高更新的突破点。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形成“以教促研，以研辅教”的教学与科研良性互动局面。
高职院校注重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其教育导向是以就业为目的，与各种企业的联系非常紧密，因而对目前市场上急需的实用技术信息尤其灵敏。高教院校只有对市场信息做出有效反应，才能在市场竞争求生存，从而办出自己的专业特色。高职院校的目标是培养生产一线需要的高级实用型专门人才，但现今知识更新快，必须紧跟科技发展趋势，及时将前沿技术应用到生产实践当中，因而必须不断创新，使专业始终充满活力。
高职院校建设具有高职院校自身特色的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将企业作为创新平台和服务基地，与企业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强化产－学－研－用环节。高职院校能够为企业创新提高重要的技术支撑，企业能够为高职院校提供技术应用的前提和基础，二者协同创新，相互发展。
多功能农业与科技创新存在同步发展的关系。逻辑上，“隐性农业革命”的发生与多功能农业的产生是需求层面上的对应，因此，服务于农业多功能性的科技创新亦是需求层面的对应。前文分析指出，“诱致性”引发了农业科技创新，作用于农业多功能性的科技创新则可进一步定义为“市场需求诱致的科技创新”。可以预见，在未来的10—20年，中国经济将逐渐从现在的中等收人发展中国家经济向发达国家经济的行列迈进，在此过程中，国家和社会对农业多功能的需求将逐渐提高，如继续发挥保障食物安全、改善人口营养和维护农民生计等传统功能；承担改善生态系统、减缓气候变化、提供观光景观和文化传承的功能;进一步担负起为缓解能源危机提供再生能源的功能。在该语境下，可以勾勒出农业科技创新的基本方向：
（1)社会对农业发挥民生保障功能的需求，促使农业科技创新需要在动植物种质资源培育技术、智能化管理技术、安全生产过程控制技术三方面同步推进；
（2)社会对农业辅助新兴经济发展功能的需求，促使农业科技创新更加注重生物质能源开发利用技术的拓展；
（3)社会对农业配合生态文明建设功能的需求，促使农业科技创新在资源循环利用技术、节能减排低碳技术领域不断深化。
当前，中国大多数城市都面临耕地资源严重稀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日益突出等问题，转变经济增长结构，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跨越，是社会整体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农业的经济功能、休闲观光功能、生态功能、文化教育功能等的充分发挥，必然需要科技的强力支撑。在科技创新中突出农业多功能性的实现，是对农业科技创新的理念升华，这应是多种技术的集成创新。这种集成创新与社会需求相对应，表现为需求方愿意且有能力应用技术的数量总和。需要说明，这些技术应用后的获利能力取决于技术应用的制度安排，如土地的规模与经营管理制度、相应投入要素的供给能力、应用技术成果的鼓励措施、成果应用后有关产出的分配等。
根据上文提出农业功能的三个层次，以及农业科技创新的三个方向，可以形成一种新的创新架构、。这种架构强调了科技创新的“新思路，即不单单在于创新产出本身的功用，更在于通过创新产出来实现必要的社会效果。动植物种质资源与现代育种科技方向应以系统生物学、生物信息学、组学及其技术、基因功能等研究手段，开发植物光能转化和利用效率高、饲料转化和抗病能力强的动植物新品种。资源节约型农业科技方向，应研发耕地保育与替代技术、流域水资源保障技术、水肥高效利用技术，建立耕地和水分养分资源节约型农业，并推进以低值和农林废弃物为原料的生物质综合利用技术开发及示范。农业生产与食品安全科技方面，应重视农产品安全生产、动植物重大病虫害防控、贮运保鲜、食品加工及营养开发等领域的攻关。农业现代化与智能化科技方面，应实现农业信息服务网络化、农业资源管理数字化、农业生产过程管理精准化和农业装备智能化的“四化”目标。
本研究旨在探讨农业科技创新的实现与农业多功能性的实现两者间的内在关联，并试图勾勒出基于推进农业多功能发挥的科技创新框架。对此，本研究建议可以采取以下推进方式：
第一，强化功能性的农业科研立项导向。当前，国家层面和省（市）层面的农业科研立项导向以行业划分为主要方式，或根据近期农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制定科技攻关计划，这样的立项导向一般只偏重经济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