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星体育通过构建投入指标（R&D人员全时当量、R&D经费投入强度、有R&D活动的企业个数、企业办研发机构数量、地方财政支出中的科技拨款比重等）和产出指标（专利申请量、专利授权量、中文科技论文数、技术市场交易额、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等），对2005-2012年的辽宁省技术创新效率进行实证研究，以年份、31个省市、省内14个地级市和行业作为DEA的决策单元进行横纵向比较和有效性评价，见表2-表3。以全国31省市为决策单元，则n=31，利用非阿基米德无穷小的C2R模型对其进行技术创新效率评价。以31个省市作为决策单元进行效率评价，辽宁省综合排位第6名，在东北地区（包括辽宁、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中技术创新效率排位第一，DEA唯一有效，而经济效率排位最后，DEA唯一无效，高产出率和低科技转化率导致了技术创新的经济效益低。这表明，仅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辽宁省在科技成果转化经济效益方面就严重欠缺。辽宁省与广东、浙江、江苏、上海等地相比在技术获取和改造、技术创新支撑能力上较强，但是经济效率转化上仍然有很大差距。以辽宁省内14个地级市为决策单元进行效率评价，主要因为高校和科研院所较多，为科技成果的开发和转化提供了土壤，经济效率有效性分布也很不均衡，DEA值为1的城市有沈阳、大连、鞍山、锦州、营口；DEA值在0.6~0.8之间的有盘锦、阜新、丹东、本溪、葫芦岛。以上城市与教育发展程度直接相关，均为高校和科研院所相对密集的地区。DEA值在0.6以下的城市有5个，说明该地区的科技发展并不是他们的主导产业，还需要进一步政策倾斜。其他地区可以通过政府、大中型企业等其他主体在技术创新上投入，进行技术引进，带动省内各个地区的技术创新热潮。以年份作为决策单元进行效率评价，辽宁省2005-2012年，DEA有效值θ均为1，见表4。表明技术创新效率8年来总体较高，投入产出配置较为合理，相对效率值稳定，技术创新综合能力呈递增状态。总体来看，辽宁省的技术创新整体水平在“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技术创新效率逐年递增、稳步提高，技术创新效率处于相对有效状态。辽宁省从2005-2012年中整体科技活动情况利用非阿基米德无穷小的C2R模型属于DEA有效，由此说明，在科技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技术创新效率保持在中上水平E星体育。科技活动中的全部投入要素发挥了最大效用，所获得的产出达到最大水平。此时，生产规模处于相对最佳状态。以行业作为决策单元进行效率评价，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DEA稳定且有效，而大中型企业创新效率出现波动，见表5。辽宁大中型企业科技活动情况，2005-2012年中，技术创新效率逐年提高，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全部投入要素（科技活动人员、R&D人员、科技经费筹集额、科技经费内部支出、R&D经费）和产出（工业增加值率、R&D项目数、企业专利申请数、企业专利获准数）。因此，大中型企业在生产规模上也处于相对最佳状态。辽宁省科研机构虽然规模收益处于递增状态，但总体实力尚处于非DEA有效状态，表明科研机构在“质”和“量”上结构不平衡，需要政策和技术的投入同时，也要监督检验科研机构的技术成果，标本兼治。
2.1高素质人才流失严重，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落后从近年来科技人力资源的流动数据看，大量的科技人员更倾向流入大城市或发达地区（如北上广苏浙）而不是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的这种“理性选择”反映出辽宁区域无法吸引并留住更多的高层次科研人才。2011年规模以上企业研究开发人员数为12.18万人，增速仅为2.49%，居全国35个省份的第29位。相对于国内外发达国家和地区，辽宁无论从科技条件、薪资待遇，还是配套服务，都缺乏对科研人才足够的吸引力。在市场经济的自由选择状态下，会有数量可观的高科技人才队伍，走向国内北上广一线城市，甚至走向全球范围内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从统计数据来看，近年来，在国际科技合作项目中，能真正从事或参与R&D活动的人数，呈现递减趋势。
2.2科技投入不足，融资渠道单一2009年，辽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总额仅占销售收入的0.59%，远低于发达国家的3%~5%。在2008-2009期间，辽宁省政府的研发收入强度有所下降，降低了35.65%，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增长了40.72%，但是投入总额仅约为江苏、广东的1/4。辽宁企业研发投入超过了200亿元，但与发达地区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另外，金融环境指标表现相对较差，国家创新基金项目立项数（20）、规模以上企业科技活动获得金融机构贷款（25）。总而言之，在辽宁地区，众多科技创新型企业还没有真正地成为技术创新的投资主体，区域投资融资体系更多的是由政府来主导，企业多为辅助角色，多渠道、多形式的科技投入体系亟需建立。
2.3产学研一体化合作程度不高，协同机制不全面我国在技术创新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政府、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各大主体之间没有形成良性循环互动和有效的协同创新机制，没有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真正形成合力。政府的政策环境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缺失、相关制度不完善、政策导向不明确等。企业追逐短期效益，自身研发力量薄弱，一味要求将科学成果直接送到生产第一线，大大增加了转化成本。高校和科研院所只负责科技项目的实施，不负责成果的运用、转化和商业化，因此积极性不高。
3.1建立长效的人才培训和激励机制在培训方面，可通过聘请专家进行技术思想讲座、举办技术思想研讨会、公派学习、校企合作等方式，不断更新研发人员的知识结构，加深研发人员对技术创新前沿问题的思考。将引进的人才分配到各个企业办研发机构中，保留领军人才原有的编制和薪酬待遇，对于自愿从事一线研发和创新活动的领军人才，给予额外的奖励。在激励方面，鼓励企业试行“期权期股”的办法，激励领军人才。高技术企业可以通过期权、期股或技术分红等形式，激励领军人才。技术分红享受者可将技术分红作为出资，按照规定的价格购买公司股权，并依法办理股权登记手续。定高技术产业人才的薪资年增长机制。高技术产业人才的薪资年增长率，由个人绩效决定，绩效水平高的个人享有较高的薪资年增长率，而绩效水平较低的个人则享有较低的薪资年增长率E星体育。
3.2加大科研投入，建立多渠道融资方式资金问题一直都是创新成果转化成功与否的重要制约因素，除企业自筹资金外，还应该充分保障其他渠道的资金来源，比如金融机构贷款、政府资金等，以及利用外资兴办合资企业等。此外，在科技投入方面，要重点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为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创新，要建立多层次的融资渠道，包括创新基金、银行贷款、信用担保、天使投资、创业投资基金。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多层次融资渠道的建立和拓展，必须坚持“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原则，构建融银行、保险、担保、证券公司、创业投资公司、法律会计等中介机构于一体的金融生态圈，优化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
3.3完善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创新体系系统论的角度分析，区域技术创新系统是由政府部门、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中介机构和金融机构等实体性要素所构成的网络系统。要想完善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创新体系，就要以用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在政府宏观政策的调控下，以企业为技术创新的主体，高校及科研机构为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促进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推动高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鼓励高校与高技术企业协同创新，将部分重大项目交由高技术企业和高校共同完成；同时，鼓励高技术企业为高校学生建立实习基地，允许具备良好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学生进入高技术企业的研发机构进行深造学习，参与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现了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市场在技术创新活动中各自发挥自身的优势，协同作用的过程，实现了技术创新活动的上游、中游和下游的对接，是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和模式。
目前国内外对创新型人才的定义尚未统一，现有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角度来对创新型人才加以解释:从创新型人才本身的综合素质加以定义E星体育，从创新型人才的价值加以定义，综合创新型人才的素质和价值加以定义。通俗讲，创新型人才，就是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通常表现出灵活、开放、好奇的个性，具有精力充沛、坚持不懈、注意力集中、想像力丰富以及富于冒险精神等特征。现有的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标准和实施办法对于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科技创新意识和能力都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但还存在一定缺陷。
目前，创新型人才和创新能力受到了广泛关注，但创新能力的界定和内涵尚未取得一致的认识。特别是创新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的体现，不同专业人才所需具备要素构成不完全相同。邓成超等认为大学生创新要由创新思维、创新学习和创新操作构成。胥群从心理层面指出创新能力包含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技能和创新情感。纪延光等则认为大学生创新能力有基础要素、创新要素、协作要素三大组成要素。金琴将创新能力分成了创新学习能力、创新知识基础、创新思维能力和创新技能4个指标。而针对不同专业更有不同的内涵界定。但目前任何一种研究尚局限于理论探索阶段，尚没有成为一致认可的标准，可操作性不足。另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庞大，专业种类繁多，办学层次、办学历史、办学水平差异很大，采用统一的评价模式自然不能满足客观需要。对于生物技术这种理工结合、理论与实践兼顾，办学历史不长，学科仍处于不断快速发展之中的专业，相关研究更显不足。
长期以来，我国对学生总体水平和素质的评价大多局限于闭卷考试，对人才的培养多以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评价形式单一，这种从小学延续至大学的评价模式桎梏了大多数人的创新性和主观能动性。近年来，许多高校逐步改变了对大学生以分数作为唯一标准的评价体系。开始从课外活动、科学研究参与、校外暑期实践、参与科技竞赛活动、获奖以及人文艺术修养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为更客观全面评价创新型人才提供了一些有益和可操作的经验。但总体讲，评价内容仍未脱离以分数为绝对主体的评价标准，上述活动在执行中仍面临参与人数少、敷衍应付、不具有强制性的尴尬。现有评价内容多体现出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现有评价体系中，过于强调考试的作用，看重的是最终评价，往往以一次考核来评定学生的优劣。这种应试化倾向的大学生学业评价体系导致大学生主体性的丧失，而培养创新能力的关键就在于提升人的主体性。此外，评价的主体是任课老师、评价的标准是分数，而对于过程和课外往往是忽视的。创新性人才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每个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亦是动态发展和不断积累的，且由于人的兴趣爱好、特长不同，创新能力体现的方面亦会有所差别，而现有评价机制往往缺少对创新能力的动态把握，不能在教学过程中实现对创新能力的动态评价，不能切实发挥教学评价体系的导向和激励作用，制约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在创新型人才评价标准上，既要坚持人的共性发展原则，又要突出人的个性特质。在创新性人才评价标准上，既要具备创新思维、创新技能等能力建设，又不能忽视精神层面、培养手段科学性、培养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要素。同时，专业、学科的差异使得这一内涵应具备专业所需要的特有标准，文科、理科、工科，以及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及职业教育所蕴含的创新能力要求呈现出多样性。如生物类专业中生物技术和生物工程则应有所区别，生物技术侧重的是科学开发的创新，目前我国生物技术企业最需要就是研究开发型人才，占此类人才需求的58．3%，但“重理论、轻实践”培养出的生物技术人才应用性又较低，导致企业招不到合适人才与生物技术专业学生就业困难并存。生物工程人才应侧重的是工程技术设计、工艺流程的掌握与改进、技术开发等方面。因此，专业特点应在创新型人才的评价体系中得到体现。
目前，在大多数课程考核中同样体现出评价体系结构的局限性:闭卷考试多，开卷考试少，题型客观题多，主观发挥题型、思维题型量少;上课内容和实践内容陈旧、教学内容方式不够灵活、探究少;学生参与少、动脑机会少。传统的教学内容和考核方式不需要太多的灵活运用和平时知识积累，许多同学通过短暂的突击就能应付考试过关。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增加提问探究环节，考试环节增加主观题型、提高了无统一答案的试题比例，甚至在部分课程增加了学生自己查找资料、制作幻灯片和上台讲课的环节，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近年来生物技术专业学生在各种创新竞赛和社会调研活动中成绩不俗:如《赛克(cycle)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创业计划书》获第七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荣获金奖;“规模化猪场粪便污水生物处理及资源化工艺”获第一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一等奖。
实践教学作为生物技术专业教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含了校内实验性教学环节，以及毕业实习、生产实习、参与科研活动、参加学术讲座活动、申请承担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等弹性较大的其他实践活动。现有实验实践质量评价体系大多以实验报告、实习报告为依据，没有细化的评价指标，忽视了教师教学态度、实验准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等情况的评价。而一个良好的实践教学评价体系对调动教师的创新性和学生的积极性至关重要。因此，建立涵盖实验教师教学质量、实验效果信息反馈和合理实验成绩构成的评价体系将有利于提高实验实践在创新思维培养、创新能力锻炼中的主导地位。一个良好的实验实践教学评价体系应包含合理的教学内容、贯穿全过程的量化指标，有利于强化教师的竞争意识和责任意识，引导教师开展教学创新研究。实验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在提高学生创新能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方面的研究已有一定报道，并且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郭风法将实验课教学质量评价分为教学态度、实验准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学生情况等五个方面，每一方面包含若干评价指标。我们通过设置配套的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的实验教学内容，完善管理措施，将实验教学从基拙性向研究综合性、开放性推进，特别是与企业紧密合作，显著提高了学生的研发能力。近2年获得湖南省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2项，校级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及创新性实验项目3项，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得到明显提升，一批学生进入中国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等单位攻读硕士研究生，表现出较好的创新意识和实验能力。
现有学生考核评价体系多采用考试这一简单、固化的考核方式，考核的是书本知识，助长了学生的死记硬背，抑制了创新思维的开拓。而对于课堂之外的各种学术、社会、公益性活动，大多不会纳入考核范畴，大多学生没有参与的动力。因此，建立一个涵盖课堂内和第二课堂考核的指标体系将对调动学生积极性、鼓励学生自主创新起到积极引导作用。我们在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的同时，通过建立学生档案数据库，全面记载学生的成长信息:包括各科课程成绩、参加创新活动、参与教师科研项目、获创新与技能学分认定、参与公益活动等情况;同时，建立班主任、任课教师、实验员、辅导员等共同参与的联合评奖评优审核机制，通过设置带有导向性的评价因子，鼓励大学生走出书本、走进实验室和社会，使大学生的科技创新活动不断向规范有序方向发展。
在技术创新驱动下，工业化空前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但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发展阶段，这就决定了富有生态属性的新型工业化是我国生态经济的基本内核。党的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将转变增长方式、推进生态经济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而新型工业化是最重要的措施之一。2012年11月，党的十报告强调了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支撑，“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同时，欧美等国家的再工业化浪潮使国际产业竞争聚焦于生态技术创新。从而，研究工业产业的生态技术创新就显得非常必要。技术创新理论由JesephSchumpeter于1912年提出后，成为国外研究的热点之一，但主要是追求经济效益的传统技术创新，虽可大幅度提升生产力，亦加剧了环境污染及资源消耗，致使技术创新的增长效应递减，面临增长极限。解决的根本途径是将生态元素融入技术创新，依靠生态技术创新取得技术进步，1950～2003年间中亚国家新型工业化的重要经验就是籍此壮大产业。在不同层次、规模上，生态技术创新的目标、影响不同，从而内在机理也不同。应根据国家或地区的特性，从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多个维度协同推进，结合企业组织、制度的变革来实施生态技术创新。生态技术创新的特征包括:创造性，将新技术、新工艺应用于生产，实施组织、制度、管理上的创新;生态性，将生态因素融入生产的全部环节。生态技术创新受到技术创新、人类、环境等多种因素及相互关系的影响。企业拥有的创新信息资源形成特定的信息生态位———包括信息识别能力、获取能力、整合能力等生态因子，使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同。企业与合作伙伴形成技术创新网络，这是类似生命体的“活性组织”。生态技术创新的进化机理可归结为生态共生、生态平衡、生态重组三类。从本质上讲，技术创新系统作为社会生态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将生态价值嵌入技术创新，使技术创新在生态领域实现价值回归。综合现有研究的观点，生态技术创新是指创新主体为了获取生态经济综合效益，遵循自然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将生态环保理念融入经济活动链上的各环节，消除污染，促进物质、能量等的循环而实施的技术创新。从国内外的研究来看:将生态学原理移植运用于经济领域探索生态技术创新是一种趋势，但由于涉及生态、经济、技术等复杂因素，目前尚缺乏成熟的研究，且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单个主体的创新行为，而事实上这是集体性的种群行为。本文依据以前的研究成果，运用生态技术创新种群行为模型，以江西省工业产业为样本，通过计量实证方法，研究工业产业生态技术创新的种群效应，从中得到实施生态技术创新的启示。
生态学中，种群是指一定时间空间范围内同种生物个体的集合。种群内部以及种群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既相互依存于共同的环境，又对环境容量决定的资源展开争夺。将经济系统视为生态子系统，产业即为种群，企业即为种群个体。黄鲁成根据生态学从Logistic模型推导Votka－Volterra模型的思路，建立了技术创新种群行为模型。本文在此基础上，放宽相关假设，构建种群个体数量的临界值指标，拓展生态技术创新种群间关系模型。
本文运用生态技术创新种群行为模型，基于江西省工业种群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研究结论:2001～2011年间，作为个体的工业企业数量快速增长，使种群内部、种群之间的关系呈现协同效应下降而竞争效应上升的趋势，反映了生态环境对粗放增长方式所产生的资源浪费、环境承载力透支等问题的警示。由于创新资源有限，种群内部关系直接取决于个体数量，很多种群的个体数量超过或逼近临界值，但竞争效应通过市场淘汰机制，使过多的个体趋向均衡，效果却于2011年才开始显现。种群之间的关系不仅取决于个体数量，还与种群之间的产业链衔接紧密度有关。一方面，江西省的工业种群个体数量普遍增加，种群间对区域创新资源的争夺使竞争效应上升;另一方面，生态技术创新相对滞后，产业契合度不高，协同效应不足。本文揭示了生态技术创新种群的竞争、协同效应，其实际贡献在于，提供了实施生态技术创新的有益启示:
①将仅注重单一创新主体创新行为的传统视野，拓展到区域资源决定的种群的更为宽广的范围;
②提升生态技术创新水平，增进种群的协同效应。改进工艺，提高废弃物利用率，增强种群内的产业契合度，发展循环经济，开发循环链路，拓展互补共生渠道，强化耦合机制，提升种群间的产业紧密度;
③调控个体数量，科学限制种群的竞争效应，提高生态准入门槛，改变当前盛行的盲目上马项目、片面追求依靠增加个体数量来提升种群集聚度的做法，科学配置创新资源，优化种群个体数量，使之趋于合理的均衡水平。此外，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政府实施公共投资形成公共种群的实践也具有较好的启迪意义:完善交通、电力等公共种群的发展模式，合理规划空间布局，增进与其他种群的协同效应，提升基础支持作用。本文仅从个体数量来分析工业产业的生态技术创新种群效应，未涉及产业属性、技术耦合程度等因素，这既是本文的不足，也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协同理论创始人Haken将协同定义为系统内各组成部分之间互相合作，使整个系统形成各组成部分所不存在的新质的构造与特性。自然界的协同与管理学上的协同在深层次上有很强的相似性，许多学者逐步把自然界的协同理念运用于管理学科。学者Ansoff在研究公司的多元化问题时提出战略协同，第一次将协同的理念运用于管理学。随后，Hiroyukiltami将Ansoff的协同理念细分为互补和协同效应。VeronicaSer-rano在协同理念的基础上提出协同创新的概念，即各个创新主体要素进行涉及知识、资源、行为、绩效的系统性的优化、合作、创新的过程。PeterGloor则着重指出协同创新是由自我激励的主体通过合作实现共同的创新目标。
国内协同创新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企业内部为研究重点的协同创新。郭斌等从系统、组合的视角出发，在对企业组合创新的研究中发现，组合创新的实质是企业在发展战略的引导下，受组织和技术因素制约的系统性协同创新行为，并将其分为三个层次。陈劲等通过研究技术和市场协同创新过程，提出企业要进行有效的协同创新管理，就必须以协同创新功能为主线、以因子系统联系为基础建立全面、系统的协同创新管理架构。第二阶段为产业集群方面的协同创新。许箫迪、王子龙基于战略联盟行为主体间的协同关系建立了企业协同创新模型，研究了确立战略联盟协同创新的目标前提，价值基础及终止条件。万幼清、邓明然基于知识视角对影响集群协同创新绩效的因素进行分析，建立了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绩效模型，认为产业集群内部企业间的知识基础差异较大，拥有的知识类型也不同，说明产业集群能够充分发挥企业间各方的知识基础优势，极大提高了协同创新绩效。第三阶段为基于产学研视角的协同创新。何郁冰探索构建了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理论框架，认为“战略—知识—组织”三位一体的协同创新模式是产学研的协同创新的基础、核心和保证。许振洲等从知识流动视角出发，将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分为知识共享、知识创造和知识优势，形成三个递进演化阶段，通过分析各阶段运行的内在机理、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的协同特征，初步构建了基于知识流动的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的理论框架。
对于产学研中形成的战略联盟，政府部门给出了概念界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是指由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或其他组织机构，以企业的发展需求和各方的共同利益为基础，以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为目标，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为保障，形成的联合开发、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技术创新合作组织。对这一概念，我们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去理解:联盟是各创新主体之间以解决重大需求为纽带的协同合作的同盟，该形式与合同、协议等短期合作不同，与兼并及收购有很大区别;联盟强调企业E星体育、大学、研究机构或其他组织机构之间协同合作，以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为目标，以企业或行业发展的重大需求为目标，以解决问题和完成任务为形式;联盟是联盟成员以独立法人的身份依法建立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关系，是一种相对稳定的、长期的协同合作关系，而不是基于某个产学研项目而建立的临时、短期的一般性的合作关系。然而，战略联盟与协同创新并不是简单组合就能产生协同效应的，只有当大学、研究机构向联盟及其各创新主体之间创新要素系统性的整合到一定的程度后，才能形成联盟各创新要素多边协同和合作创新。因此，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是一种新的创新模式，其本质是一种重要的管理创新。它通过联盟内部各创新要素之间以及各创新要素与内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竞争合作、相互依赖促进，驱使联盟内创新资源在协同合作、共享的基础上形成系统的创新机制，进而得到动态持续的协同发展。以系统的视角分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协同创新机理就是联盟协同创新各主体、各组织内外部的合作方式与彼此关系的总和。包括各组成主体，以及系统与主体之间、主体与主体之间、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等关系的总和。
协同创新体制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各主体之间以及主体与外部环境的关系。结合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本质与“2011计划”的实质内容可见当前主要的体制为:政府引导，企业、高校、研究机构自主协同合作体制。在这一体制中，企业是协同创新的需求方及投入方。企业虽具有资金、设备、营销和市场经验等能力优势，但却缺少基础性原理知识和科技人力资源。Lee认为，企业参与协同创新的主要动机是获取互补性研究成果、进入新技术领域及开发新产品。每个联盟都是因为企业技术创新的重大需求，针对创新任务而开展，创新物质资源的投入和创新活动的组织，主要来自企业的组织。高校及科研机构是协同创新的智力提供者。其强大的基础研究实力和专业人才储备能很好地弥补企业在此方面的劣势，而企业也能为其提供必要的研究经费和实用性研究指导。因此，在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中传统的技术转移路径正在发生改变，高校及科研机构已不再是由企业筛选技术、选择合作被动参与方。根据“2011计划”精神，“高校主动协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的方式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尤其是建立协同创新战略联盟，应是一项重要的政策亮点”。政府起推动、引导作用。政府推动是政府根据国家或地方重大需求，通过行政和政策手段引导各主体根据实际紧密协同，在不同的层次、以不同的方式，积极推动体制改革，踊跃参与协同创新。对我国而言，政府的推动及引导作用越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协同创新的积极性就越高，共享资源越多，参与程序越深，互补性越强。另外，从西方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发展看，风险投资起着重要的作用，甚至有研究认为风险投资是战略联盟运行达到成熟程度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然而，目前在我国尚未建立完善风险投资体制机制，随着我国产业技术联盟的发展，风险投资机构也将在产业技术战略联盟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这一体制中，核心关键要具备六个要素。
(1)需求牵引。即联盟成立的根本原因，联盟服务于谁或者什么重大需求，目的要很明确。
(2)问题导向。需求中存在什么层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多个方面，靠某一组织无法完成。
(3)任务驱动。各创新主体具体要完成的任务，各创新主体之间以系统方式有逻辑地整合，实现多边的协同。
(5)机制创新。要建立为解决任务而协同的机制，无固定的常规模式，根据实际需要而制定。
(6)实效突出。不以传统的科技评价模式来进行评价，而以解决实际的问题，原需求的成效来客观评价。
协同创新机制是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各主体、各组织的内部合作方式与要素关系的总和。它是一个复杂的关系系统，应遵循三大原则。
联盟协同创新的本质是基于合作的知识创新。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可视为知识在其中扩散的知识场，动机和动力是影响知识在知识场内扩散的两个很重要的指标，其中动机决定知识扩散的目标，动力则决定知识扩散的速度和程度。显然，当知识扩散的动机和动力最大时，知识创新绩效最大化。在动力中有一项重要的因素是以知识为主的资源互补性最大化因素。显而易见，战略联盟形成原因之一是基于资源的相互依赖性，主体之间资源的不可流动性、不可模仿性和不可替代程度越高，其他主体与之结成战略联盟的可能性越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主体之间资源属性类型互异，表明各主体之间更能形成资源互补的优势，更大地提高协同创新的绩效，这表明联盟主体之间的知识互补是联盟协同创新的基础。
知识创新在创新主体之间扩散，必须在一定知识位势区间内的高低知识位势主体之间进行，但位势差距的高低并不能完全决定知识流动的强弱程度。如果差距太大，低位势可能不会向高位势学习，高位势也没有向低位势进行知识扩散的动力与动机。当联盟的知识转移能力较弱或知识难度太高时，知识转移在联盟中很难产生很大的协同创新效应。这其中就涉及到技术转移梯度的问题，即不同协同主体之间技术水平的相差程度。根据研究，技术成果总是沿着技术梯度最小的方向转移的，技术转移梯度越小，则通过协同创新达成技术转移的几率越大。同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各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差距需控制在一定的区间内。在一个产业技术战略联盟中，即使整个联盟的协同利益呈正向增长，但在联盟的某一或少数主体的知识或技术创新能力远远超过其他的协同主体，则该成员将会重新寻找得以使其自身利益更大化的战略联盟。创新能力差距化适度原则从另一角度看，也是知识与技术创新能力相适应原则，即知识的转移需要落地才能产生实际效益，否则只能成为摆设。这也是目前我国大学、研究机构的科学研究不能很好为市场所用的重要原因。
所有联盟建立的最直接市场因素均是为了寻求成本最小化和利益的最大化。各创新主体通过联盟合作可稳定运营成本，进而减少收益成本，降低支付费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各参与主体进行协同创新的前提是单个主体参与所得的收益大于参与所付出的成本，而且参与创新活动的成本收益率高于单个主体行动的成本收益率。如果一项活动对于战略联盟能产生足够的协同利益，而对于其中某个个体产生的成本太高，或者成本收益率太低，那么这个个体也不可能采取行动。
本文分别研究了协同创新国内外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结合协同创新理念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定义进行分析，阐述其与产业集群及以前产学研合作模式的区别，同时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机理的概念进行梳理，并对其现有的体制与机制以及协同创新内部机理的基本原则进行分析。但对机理的分析仅局限在简单的逻辑推理上，仍然缺乏对机理进行数据分析、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笔者将继续运用熵理论、耗散结构理论等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机理进行研究。
由于体制因素的影响，导致我国的技术创新活动长期处于分割状态，也就是我国现在很多的研发机构不能与企业联合起来，独立性过强，不能与企业有效交流合作，从而导致企业不能获取技术创新成功，研发机构没有资金投入来源。在技术创新方面，现在很多的企业属于单兵作战，企业自身不能积极主动的联合各高校以及科研院所，即便是企业能够与各社会机构合作，但由于双方没有约束力、组织松散，导致企业与各社会机构的主动性调动不起来，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致使企业与各社会机构丧失合作欲望，从而导致研究机构不能将其科技成果推向市场，而企业又由于自身问题不能进行自主研发，致使创新成果利用率下降，不利于企业、研究机构以及社会的发展。
我国现已进入市场经济，而在市场环境下技术创新的主体已经转变为了企业，但是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也同样受到政府政策、法律条约以及制度的影响，所以政府需要为企业营造优良的竞争环境，并为企业提供一定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扶持等，从而提升政府帮助扶持企业技术创新的力度。另外由于市场机制存在一定的问题、缺陷，像逆向选择或者外部效应等等，这些缺陷市场本身是很难解决的，所以需要政府部门利用各种经济方法以及法律手段，根据市场规律，对这些缺陷问题进行综合弥补、协调。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市场需求的日益变化，科学技术的复杂性越来越高，高新技术含量也越来越大，产品更新速度也越来越快，技术创新速度也不断提升。另外一个新产品的研发，需要多种不同技术的投入，从实际情况上来看，很少有企业能够独自拥有很多项顶尖技术，大部分企业只能够在某一个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再加上现代产品的更新速度非常快，技术含量也非常高，企业如果只依靠自身力量，只利用自身独自的技术优势，是很难开发出符合市场需求以及潮流的新产品。就此可以通过技术联盟的方式，将各个企业的优势联合起来，推动企业团体不断前进、发展，这也是目前很多跨国企业经常采用的一种技术创新方式。企业技术联盟通常是由众多拥有一定实力以及高新技术的企业组成，从而将企业以及企业之间的竞争，转化为企业与企业联盟、企业联盟与企业联盟之间的竞争，提升竞争的层次，从而使联盟企业获取更多竞争优势，同时也增强了各创新技术的投入使用力度。
领导人员、技术人员以及营销人员是企业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企业领导阶层需要意识到技术创新的意义以及重要价值，具有一定的开拓精神以及创新素质，敢于创新。同时企业领导人员还需带头参加以及组织技术创新活动，从而营造出良好的创新氛围，任人唯贤，建立相应的激励制度推动技术创新活动全面开展，并对活动中的各个重要环节进行严密监督。另外企业还需建立全面的创新活动评价制度，重视创新致富制度，并制定明确的分配制度，将创新成果和员工的工资薪酬情况相挂钩。企业技术人员应不断学习国外先进经验，不断学习相关知识，敢于创造，从而提升自身的创造性思维，体现自身价值。企业营销人员需对市场不断研究，获取最新的市场需求信息，提升自身的市场开发能力以及机会反应能力，为企业提供最新的市场资料，使企业能够通过市场需求确定技术创新目标。
企业现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以及社会进步的有效因素，企业若想得到发展，获取更多市场占有份额，就需提升其根本力量，也就是增强其技术创新水平。因此企业自身不仅要建立激励机制培育创新人才，突破创新模式，敢于面对困难，积极学习各种先进经验，同时也要规划、设计企业的发展目标、前景，不断完善、优化自身，以推动本企业不断发展、提升。除此之外政府部门也需要为各企业提供适当的服务以及政策扶持，从而为我国的各类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营造出和谐、平等的创新空间，以推动我国企业不断健康稳定发展。
技术能力是一种存量，它是历史积累的结果。技术能力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形的技术能力，表现为创新主体技术存量水平的增加。二是隐含的技术能力，表现为创新主体的成员所拥有的知识、技术技能以及组织经验等。就国家而言，常常表现为一国人力资本存量的多寡；就企业而言，具体表现为企业员工所拥有的技术技能以及组织经验。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技术贸易直接引进技术，能够提高本国两方面的技术能力，并最终影响到本国的技术创新能力。首先，通过国际技术贸易引进技术，无论引进的是成套生产设备等硬件，还是专利技术等软件，都直接提高了本国的技术存量水平，从而也提高了该国有形的技术能力。其次，通过国际技术贸易引进技术也能提高发展中国家隐含的技术能力，因为技术的引进常常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员工对新技术的学习、掌握的过程。
国际技术贸易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或经济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融经济、技术、科学文化、甚至政治为一体的复杂过程。譬如说，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属于技术贸易的范畴)进入中国市场，它首先要从国家有关部门获得市场准入的许可，这可能要涉及到政治问题；它要寻找合作伙伴，考虑投资的成本收益问题，这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内在固有具有的企业文化、经营文化会影响到众多的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这是文化方面的问题；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新颖有效的特许经营方式被众多的国内厂商所模仿，形成了遍及全国的连锁经营热潮，这是很重要的一种制度性创新。因此，国际技术贸易的影响是很复杂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引进而已，换句话说，国际技术贸易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从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角度而言，国际技术贸易的外部效应主要表现在它改变创新主体的内在意识，并改善创新主体内外部的制度环境，从而使得发展国家创新诱导的反应机制更加灵敏，最终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机制和创新能力。
首先，国际技术贸易能够改变发展中国家创新意识缺乏的状况。很多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一种维持传统和稳定为主调的社会意识结构，普遍缺乏创新意识。借用结构主义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常常会陷入“累积因果关系”的恶性循环之中，也就是说技术创新在低水平上的停滞发展。而这种恶性循环是内在力量所无法克服的，这时候需要一种外在的推动力量，使其能够跳出这种恶性循环，而国际技术贸易可以看作是这样一种外在的力量，这种力量首先改变的是创新意识方面的问题。正像上述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的例子一样，技术的引进带来了消费者消费习惯的新变化，先进的经营模式所具有的明显优势促使大量的模仿，最终导致整个行业经营模式的创新。显然，在这一过程当中，企业和个人都经历了一次思维方式的转变，从认识、接受到模仿，甚至在此基础上结合本地情况进行二次创新，这种普遍性的思维方式的转变意味着一个国家创新意识的兴起。这对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机制形成和创新能力的提高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只有具备创新意识的国家，政府才会对技术创新给予充分的重视，并为技术创新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和环境。
其次，国际技术贸易能够改善创新主体内外部的制度环境，促使发展中国家创新诱导反应机制的灵敏化。从引进技术的企业来说，为了充分利用引进的技术常常需要在企业的组织管理方面做出较大转变和创新，也就要改变企业内部的制度环境，比如说企业为了利用维护一套价值昂贵的生产线，需要新建立专门的技术部门，负责对其进行维修和改进，同时加强企业对员工的技术培训制度，这些制度性的转变和创新都有利于企业进一步的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在国家层次，政府为了保证技术引进的顺利实施，需要建立专门的技术金融制度以确保技术引进的配套资金。而且在国际通行的知识产权保护观念下，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技术贸易需要建立起一整套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否则，就难以从国际市场上引进技术，即使能够引进也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因为缺乏知识产权的保护将损害技术出让方的利益。也就是说，国际技术贸易客观上提出了对发展国家改善技术创新制度环境的要求，而这种要求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创新主体更好地对创新的市场需求做出正确的反应，最终有助于改善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机制，并提高其水平。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充分地肯定了技术创新对“比较优势”的积极意义，无论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就国际贸易的双方而言，国际贸易对各自的技术创新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辨证地看，如果能就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作一长期分析的话，两者之间显然不仅具有一种互动效应，同时具有一种长期增长效应。因为新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加上对当今世界经济的整体增长而言，不仅需要各国独立的技术创新，同时为了节约稀缺的世界经济资源，需要各国尽可能地分享这种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技术创新，而国际贸易正好能实现这种意图。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处理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的关系问
题上，不仅需要做客观的长期和短期经济分析，同时也要充分地考虑到制度的、文化的、政治上的成本和收益。
[1]刘仁平.技术创新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6年6
[2]李平.论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的关系[J].世界经济研究.2002年5[摘要]国际技术贸易既是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也是国际技术转让的主要形式之一。众多的实证分析表明，无论是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国际贸易、还是国际贸易引致的技术创新，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在石油企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技术创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是石油企业不断发展的动力，如果缺少技术创新，石油企业不可能走的很远，只能最终被社会所淘汰。在我国80年代初期，那时的石油企业技术尚未成熟，不能满足生产需要，于是根据需求研发了喷射钻井技术，该技术的研发使当时的石油产业发生了质的改变，不仅解决了钻井效率低的问题，更是极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这也使石油企业感觉到技术的重要性。当时间到达90年代时，石油企业研究开发了新的技术—水平井钻井技术，该技术的开发使用极大的解决了老区油田开采难度大的问题，提高了开采效率。
当今社会是比拼技术能力与技术创新的社会，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石油企业面临的不仅仅是国内的竞争压力，更有国际石油企业的竞争压力，要想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就必须不断进行技术革命，将世界一流的科技技术应用于实践之中。在国际市场上早已经注意到技术革新的重要性，如早前世界著名的石油公司埃克森研制的“地质导向钻头”，该技术可以根据地下油层的变化而自动调整钻探参数，不仅提高了钻井效率更是降低了成本。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石油企业必须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坚持技术革命路线，加快改革步伐，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石油企业的竞争力。
不可否认，当前我国石油企业的技术能力的确与国际石油企业有差距，尤其是一些高端核心技术，钻井配套设备等方面，而且在钻井效率与油气采集率等方面也有明显差距。所以如果我们想提高石油企业竞争力，就必须适当的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在我们技术水平处于欠发达阶段时，可以先进行使用与模仿，后进行自主研发。
石油企业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设备的同时，更要加大企业自身技术创新的力度，不能只是一味的引进和使用，而忽略自身的技术发展，相反更应该树立坚持技术创新的信心，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国石油企业在国际中的地位，赶上甚至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例如早在20世纪90年代，胜利油田从美国进口过水泥搅拌技术，由于当时的固井施工过程中用的水泥需要人工搅拌，人工搅拌不仅效率低，质量差，而且浪费大量的人力资源，所以亟需引进新的技术，在引进美国水泥搅拌设备后，虽然其解决了搅拌效率低的问题，但是其自身也有一些缺陷，例如适用范围小等缺点。所以该企业技术人员大胆的对该技术进行改造，不仅提高了其搅拌效率更是将原来只能搅拌2种物料提高到4种以上，此后该技术在许多油田被推广使用，为油田创造了极大的经济效益。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对我国石油企业的快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技术创新才是企业实现质的飞跃的关键。
在当今社会背景下，很多人提到技术创新都感到离自己很遥远，认为技术创新高不可攀，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正确认识和理解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并不是一夜之间爆发的灵感，而是在实际工作中的工作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而产生的灵感。石油企业是大型企业，从最初的地质勘探工作到最终的油田开采，其中历经很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可以进行技术创新，所以一定要在企业内部宣传好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使企业员工积极的进行技术创新。
当前我们国家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技术创新的政策，鼓励人们进行自主创新，所以石油企业一定要把握时机，在企业内部建立技术创新机制，制定和完善技术创新的相关政策，增大企业对于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重点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团队，充分调动科研团队的创新积极性，并增加技术创新团队与外界交流学习的机会。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虽然我国石油企业技术整体上与国际一流水平还有差距，但是不能妄自菲薄，而是应该根据当前石油企业的实际情况以及自身特点进行技术改革，石油企业只有不断的进行技术改革，才能在这个优胜劣汰的社会中，找到企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希望通过笔者的探讨能够为我国的石油企业发展做出一份贡献。
从医药上市公司数量来看，1993年第一家医药公司上市以来，截至2013年底，我国医药行业A股上市公司共有179家，营业收入共计5644亿元，同比增长14.4%。从地域分布来看，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是医药上市公司最为集中的地区，其中华东六省份（江浙沪、鲁皖闽）上市公司数量最多，占全国医药上市公司30%。从股权性质方面，由于我国医药上市公司主要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其国有股占股比例均较高，但随着一些民营和私人资本的注入，医药上市公司国有股的平均比例在逐渐下降，2010年我国医药类上市公司国有性质比例为53%，到2013年这个比例为47%；从股权集中度来看，我国医药上市公司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2007年为53.62%，2010年这个比例降低为51.96%；从资本结构方面看，我国医药上市公司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为2008-2010年的分别为50.78%、47.51%和43.77%[2]，可见平均资产负债率呈下降的态势，医药上市公司更偏好股权融资，而较忽视债务融资。总体来看，医药上市公司虽然在整个资本市场中占比不大，但是在股权和资本结构方面具有一定的特点，本文将结合公司治理理论，进一步分析技术创新投入的关系。
公司的股权性质是公司治理中的根本性因素。对于国有性质的公司而言，国家性质的股东处于控制地位，除了与非国有股东一样会关注公司资产的保值和回报以外，还会关注就业、财政收入等社会性问题。因此国有性质的股东在多种因素的约束下进行决策，而私人企业则更多关注能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因此在技术创新方面，非国有性质的企业更能集中经济力量进行研发创新。
公司的大股东和小股东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大股东持有较高的股票份额同时也面临更大的风险，公司运作的收益对大股东的影响远大于小股东。技术创新活动具有高风险、高投入的特点，但是技术创新关系到公司长期的发展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因此大股东对技术创新活动有更高的关注度和支持度，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实力和动力去收集信息，对创新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因此在股权越集中越有利于技术创新。2.3独立董事占董事会的比例独立董事的设置是为防止内部管理人员做出有损于少数股东和公众股东的利益的主观决策，而具有独立董事资格的人员都是某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因而能够利用其专业知识与经验为公司的发展和董事会的决策提供建设性意见。创新行为符合企业长期发展和稳定的需要，因此独立董事的设置能够正向的影响企业的创新投入。
高管人员是公司管理的直接执行者，高管人员并非都为董事会成员，通过对高层管理人员进行股权或薪酬方面的激励，能让经营者尽可能站在股东的角度进行利益取舍，在经营的过程中更多地关心公司的长期价值。因此高管人员受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的影响较大，薪酬越高往往越能调动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从而能够更高效地整合资源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发展。
董事长关心股东权益的最大化以及企业的长期业绩，而总经理是通过聘任制的形式确定，聘期一般3-5年，因此总经理往往更关心任期内企业经营业绩和稳定，技术创新活动的高风险性是总经理在进行资源分配和决策时所担忧的，而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可以规避所有者与人之间的矛盾，更有利于把握创新机会进行创新决策。
本文以医药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到资本市场中主板市场与中小板、创业板在企业规模、股本要求、董事会和管理层要求的不同，为保证可获得数据的一致性和真实性，本文选取主板市场的医药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披露的上市公司年报，为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和一致性，对数据进行了筛选。
本文通过对医药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和创新投入的关系实证分析发现，股权的差异、股权集中度的差异没有对创新投入产生显著的影响，而独立董事和高管人员年薪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影响，因此，医药上市公司在独立董事的选择方面应该更加慎重，必须充分考虑独立董事的专业背景和从业经历，保证独立董事对市场环境有较为精准的把握，对创新机会有敏感的洞察力；同时必须保证独立董事能够按时出席股东大会等关系公司重要决策的活动，董事会成员应充分考虑和尊重独立董事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利用独立董事在相关领域的知识和经验，为公司在技术创新能力的培养和资本投入方面提供有益的建议和参考。与股权激励相比，平均年薪对高管人员的激励在技术创新方面有更显著的影响，因此公司关注对高管人员的薪酬设计，同时可以考虑通过设置多种激励手段对高管人员进行激励。
(一)模型研究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研究目的在于判定能够显著标志和区别企业出口概率的因素是否与能够显著标志和区别企业出口强度的因素存在差异。在每一种创新衡量标准分类下，进行两种模型的估计，一是企业出口概率的预测模型，采用Logit估计模型，其中因变量为(0，1)变量，有出口行为的企业赋值1，无出口行为的企业赋值0。在Wakelin的研究中，使用Porbit模型对企业的出口概率进行估计。本研究认为:由于自变量均为连续变量，且又因为Probit模型对分组实验数据的分析会更加有效，因此认为使用Logit模型估计企业的出口概率会更加合理;第二个模型仅以有出口行为的企业为样本，并采用相同自变量指标考察企业出口强度与企业特征之间的关系，其中因变量为企业出货值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同时由于异方差出现的可能性，采用WLS估计。
(二)变量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自变量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企业规模，采用平均职工人数指标，并加入平均职工人数的平方项，检验企业的出口概率与企业规模之间是否存在“U”型关系;第二部分反映企业的人才积累，采用人均主营业务工资指标，通常认为企业职工的工资水平越高，则该企业职工的技能水平也相应越高;第三部分为企业的盈利能力，采用营业利润指标，反映企业应对各种风险的基础能力;第四部分表示企业的成本状况，采用销售成本指标，反映企业出口对成本的敏感程度;第五部分为企业的创新行为，根据不同的创新类型划分办法，分别采用研发费用支出和新产品产出两个指标，用来反映企业的创新行为对出口的作用［3］。
(三)数据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200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库，该数据库包括全国160231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详细数据，其中涉及到创新的指标只有研发费用支出与新产品产值。本研究采用两种方式衡量企业的创新类型，第一种是以企业是否具有新产品产值为衡量企业是否进行创新的标准，在这种衡量标准下，将企业分为创新企业和非创新企业，并就相同的自变量建模，其中反映创新行为的指标为研发费用支出;第二种是以企业是否具有研发费用的支出作为衡量创新行为的标准，据此将企业分为创新企业和非创新企业，其中反映创新行为的指标为新产品产出。
(一)描述分析在创新属性和出口类型交叉分类下，我国小型工业企业表现出一些基本特征:非出口企业与出口企业数量上的差距较大，其中非出口企业几乎是出口企业数量的4倍，各种创新类型下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各自的职工人数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范围，出口企业职工人数在100人左右，略高于非出口企业(75人左右);出口与非出口企业的平均工业总产值，以及人均主营业务工资相差非常小，这样看来小型企业中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在规模经营方面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从企业的创新行为看，小型企业中创新型企业与非创新型企业，以及各种创新类型企业内部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之间差距却十分显著。新产品成为小型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工具，而研发费用投入并未成为促进企业出口的有效措施:在以新产品产出作为划分企业创新属性标准时，创新型企业中出口企业的研发投入大大少于非出口企业，而对于非创新型企业内部，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在研发投入上的差距并不明显。整体来看，创新型企业在研发上的投入整体上优于非创新型企业，但是已经进入国际市场的小型企业却在研发投入上有所欠缺。在以研发投入作为判别企业创新属性标准下，创新型企业不仅在新产品产值总量上优于非创新企业，而且在两种创新类型企业内部，出口企业也拥有更多的新产品。
(二)模型分析从表1显示的模型拟合结果看，两种分类标准下Logit预测模型的准确率均较高(准确率均达到60%以上，最高达到80%强)，WLS模型的拟合优度也近乎达到了1。从模型拟合结果看出，在小型工业企业中，基本上影响企业出口概率的因素，也同时影响到了企业的出口强度，也即是说，进入国际市场前后企业发展所关注的因素变化不大。小型工业企业规模对出口概率和出口强度都表现出明显的倒“U”型关系，也即是说当企业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后，企业人数的进一步扩张会降低企业的出口意愿和出口强度，而在这个转折点之前，企业规模的扩张对企业出口行为的优化大有益处。因此，对于小型工业企业来说，将企业的人员规模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是实现企业资源有效使用的基础之一。人均主营业务工资的提升对两种分类标准下非创新型企业出口概率和出口强度都显示积极作用，对于缺少创新投入或是创新产出的小型工业企业来说，他们更加依靠的是高技术的人员，或是更多的熟练工人，因此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它们出口扩大的重要基础。对于创新型企业而言，新产品分类标准下的创新型企业人均主营业务工资的提升降低其出口概率，但是出口概率的提升得益于营业利润的提升，这与其他类型企业的表现不同，即具有新产品的小型工业企业在面对国际市场的挑战时，更多的是依靠企业自身利润的增加，人才的积累对其进入国际市场并无优势，但是当企业进入到国际市场后高技术人才的积累会支持企业在国外市场中竞争，这也是中国小型工业企业与大型企业在国际市场进入策略上的最大不同之处。小型工业企业的出口概率对成本具有较高的敏感性，但是从拟合结果可以看出，不论企业是否进行了创新，企业的销售成本都对企业出口概率具有积极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在创新型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
小型工业企业研发费用的支出不论是对企业出口概率还是出口强度而言，都显示消极作用，而相对而言，新产品产值却刺激了企业出口预期。理论上，小型工业企业的出口行为和出口竞争力建设都要依靠创新能力的提升，但是由于其本身无法承担巨大的创新费用，因此创新费用支出作为增加成本的一项措施，对其出口行为反而会有抑制作用，这也说明对于处于弱势的小型工业企业来说，它们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必须依靠国家的扶持，当自身能力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可通过自身的研发投入来加强创新能力，从而通过新产品的生产和组织上的优化来完善出口贸易行为［4］。
研究发现，我国小型工业企业在金融危机中难以抵御风险的原因:我国规模以上小型工业企业对成本的敏感度很高，企业对研发资金的使用缺乏效率，使其效用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企业的创新投入并不能显著提升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同时对进入国际市场后企业的完善和发展也无益处［5］。与此相反，研发费用会增加小型工业企业的成本，从而降低其价格静态比较优势;我国小型工业企业虽然自主创新能力较差，但是在模仿等创新模式下获得的新产品对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显著，新产品的生产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动态比较优势，增强了我国小型工业企业在国外市场中的竞争力。
在调研企业中明确表示有从事研发工作技术人员的企业有82%，企业中技术人员的平均任职时间在3年及以上的企业占59%，拥有就职时间超过6年及以上技术人员的企业有50%，说明在调研企业中，技术人员经验积累丰富，稳定性也较好，这对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36%的企业拥有3名及以上的技术人员，但在这么多的技术人员中具有职称的技术人员相对较少，其中仅27%的调研企业拥有具有助理工程师职称的技术人员，14%的企业拥有具有工程师职称的技术人员，5%的企业拥有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的技术人员，有9%的企业有经认定的海宁市级或海宁市级以上的技术研发中心。在调研企业中有1家企业同时拥有高级工程师、工程师、助理工程师，其研发能力强，拥有多项授权专利，主要产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2013年开发新产品数量超过5项E星体育，并且在近3年内承担过部级的科技项目，与之形成对比的，91%的企业均未承担过海宁市级及以上的科技项目。仅14%的企业的技术人员有能力撰写专利，说明目前在企业中从事技术工作的技术人员大部分缺乏对专业知识进行系统地学习和培训，仅对自己接触的设备、工艺具有经验，进行新产品、生产工艺方面创新的能力有限，对取得的技术创新也很难进行有效的保护。主要产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比例不高，在调研的企业中仅有14%的企业表示目前企业的主要产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对于大部分企业而言，生产合格的产品还是目前最主要的工作，而开发新产品并且推广新产品的工作相对滞后。从调研数据可以看出，企业之间创新能力差异较大，小部分企业创新能力强，而大部分的企业则创新能力不足，甚至无创新能力。
企业进行创新的来源点有很多，其中50%的企业所开展的技术创新主要来源于客户要求，客户的直接要求反映了市场的最直接需求，通过快速的开发适合客户需求的产品实际上也是企业创新能力的表现。作为小型企业，以客户为创新来源，通过配合式的创新模式，能够更加高效的利用有限的技术力量，确实比较适合小型企业进行创新。9%的企业所开展的技术创新主要来源于技术人员，可见技术人员在创新方面并非是主要的来源点，对于小型企业来说，前瞻性、储备性的技术创新工作存在很大的难度和很高的风险，所以通过技术人员主导提出的创新工作开展较少。而且在私营企业中，企业领导层的意见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开展有很大的影响，企业领导层更加支持开展立竿见影效果的研发工作，所以配合客户要求的创新工作比技术人员提出的前瞻性、储备性的创新工作更加容易得到开展落实。
（三）创新资源整合意识薄弱、整合成效不显著在调研企业中，仅占到9%的企业开展过产学研合作，而这些参与产学研合作的企业还是规模相对比较大的，本身拥有的技术人员较多，创新能力较强，通过产学研合作，使得自身的创新工作锦上添花。而实际上，产学研是一种弥补企业自身研发能力不足的有效方法，可以较好的增强小企业的创新能力，很适合小企业，然而，由于缺乏这方面的认识，加之企业领导层对技术创新投入的控制，导致了大部分小企业不重视产学研合作。与科技服务公司开展过合作的企业的比例比开展产学研的比例高出了不少，达到23%，通过科技服务公司，可以更加高效的满足企业的技术需求，实现技术供给与技术需求的衔接，有助于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便于企业在短时间内实现技术的提升。整体而言，大部分企业对创新资源整合的意识和成效均有待进一步提高。
（一）加大政府支持力度政府要充分发挥有形的手的作用，在政策上激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对于各项创新政策做到及时、有效解读，使得企业能够知晓并理解相关政策，以便更好的发挥政策的促进作用。将各项创新政策落实到位，给企业以足够的信心参与到政府提出的各项创新活动中。政府要为企业营造一个技术创新的良好氛围。增加小微企业科研项目的资助力度，给更多小微企业参与科技项目的机会。目前，技术人员是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因素之一，政府应加大企业人才引进的帮扶力度，鼓励企业在人才引进方面加大投入。企业开展技术创新，需要很大的投入，政府需要加大企业技术创新方面的信贷支持。
（二）强化企业创新主体意识作为企业，必须强化创新主体意识，应该清楚的认识到技术创新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是企业自己的事情，应该主动开展。切实加大研发经费投入，积极引进创新人才，要在技术人才上舍得投入，只有创新软实力提升了，创新产出才能得到保证，产品竞争力才会提高。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通过产学研合作解决人才缺乏的创新瓶颈，有助于新产品的开发，缩短产品更新换代的周期。强化与高校、科研机构、企业间的技术交流，掌握行业发展动态，积极开展技术储备创新。充分利用科技服务公司的优势，高效解决企业自身技术方面的需求。
（三）激发企业技术人员创新潜力人才是企业最大的财富，是企业不断前进的动力，要保持企业在技术上持续创新就必须充分激励技术人员，给技术人员建立完善的职业发展通道，使技术人员清楚地看到自身的发展方向。设立技术股份，使技术人员以企业主人翁的身份促进技术创新。同时，强化培训学习，提高技术人员创新敏锐性和创新能力。通过技术交流、参加展会、专利知识培训等方面的培训学习，能够有效地提高技术人员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有助于其了解行业发展动态，在处理问题时有更加开阔的思路，同时便于对技术创新进行知识产权保护，逐步使技术人员成长为行业内的专家，从而有助于开展前瞻性、储备性的技术创新工作。